1941年生于湖南醴陵陶瓷世家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醴陵釉下五彩”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进行了“以印代画”“一喷代画”的技术革新
参与毛主席生活用瓷的设计、制作
参悟出“薄施淡染”釉下彩绘瓷艺绘制技法
2006年被评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我是玩泥巴长大的
醴陵新貌
醴陵地处湘东，是个古老的县城，与江西萍乡交界，是丘陵地带，山清水秀，为釉下五彩瓷原产地，也是中国“红色官窑”所在地，与景德镇、德化齐名，为我国的三大“瓷都”之一。自汉代以来就有“醴陵”一名，以后虽朝代更迭，历经分属，而“醴陵”之名却从未改变。县城里瓷泥资源丰富，自东汉就有了制陶的历史，宋代产青瓷，到了清朝年间开始生产青花。醴陵的陶瓷的制作迄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因而醴陵也有了“瓷城”的美誉，2010年被评为“中国陶瓷历史文化名城”。
陈扬龙（右）和弟弟陈扬发（左）
我的家乡在醴陵县城渌水北岸的姜湾，是当时运输瓷器的集散码头，也是醴陵瓷业最集中的地方。清末民国时期，著名人士熊希龄开办的瓷业学堂和湖南瓷业公司就设在姜湾，并在那里创制出了名扬天下的釉下五彩瓷。1941年，我出生在醴陵的一个陶瓷世家，爷爷、伯伯、叔叔、爸爸、妈妈都是做陶瓷的，我3岁时父亲就在家里开了一个土瓷作坊，所以我对陶瓷有着特殊的感情。从小我就喜欢玩泥巴，不知不觉也就进入了这个行业，跟着父辈学习做陶瓷，与陶瓷结下了不解之缘。父辈们做的都是日用瓷，而我后来从事的主要是艺术瓷的创作。
我出生后，母亲身体不好，只好把我放在乡下由外婆带大。外婆家的小乡村，尽管谈不上优美迷人，却有着良好的生态环境，放眼望去，是无尽的田野、树丛、山花和野草，那时，经常随小伙伴们上山砍柴、打猪草、采摘野果。我经常将捉到的小蜻蜒、螳螂、小瓢虫和那些野花小草描绘下来，这令小伙伴们羡慕不已。从那时候起我对这种淳朴而平凡的乡村生活就充满了喜爱，五六岁时，我就会用铅笔将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记录下来，这也为日后的写生打下-基础。7岁时，我要回城里上小学，就离开了外婆家。我小时候很机灵，反应快，但是比较贪玩，所以念书时成绩一般，最喜欢上的课是美术和地理。老师教我们画地图，全班我的地图画得最好。在我家的古街上有一位老艺人时常给人画肖象，是用炭精粉画的，放学后我常去他那里看他画像。后来我将积攒下来的五毛钱交给老人家请他教我画头像，算是第一次拜师学艺吧。那时也没有美术资料，我常常捡起大人们烟盒里的人物画片来临摹，还用蜡笔、水彩颜料来上色，画完后贴在外婆家的堂屋里，客人看到我的“作品”，赞不绝口。这种鼓励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也大大加强了我对绘画的兴趣。
陈扬龙父亲陈华来 陈扬龙母亲余春莲 陈扬龙恩师吴寿祺先生
我的父亲陈华来，是一个勤于思考，有开拓精神的人，而且还有一身好功夫，重情义。父亲有兄弟六人，他排老三，堂叔公没有儿子，家里就把四叔过继给了堂叔公。堂叔公在县里烧窑小有名气，兄弟六人先后跟着堂叔公学烧窑，数父亲手艺最好。在我3岁的时候，家里有了一个小作坊叫“陈记华盛瓷厂”，一边住家，一边生产，主要做日用瓷。父亲不仅能烧一手好窑，还能建窑。那时柴窑的高度大约1.5米，后来父亲为了提高产量，大胆建了一个3米高的大窑，窑内的空间大大增大，对烧窑的火候、窑温等都是很大的挑战。父亲克服了很多困难，最终还是成功了，之后各个瓷厂纷纷效仿。出窑的瓷器若有问题，父亲也能很准确地分析原因，并能想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后来在县里渐渐有了名气，大家都称他“窑郎中”。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央轻工部在醴陵开展“改窑”试点工作。为给党和国家领导人烧制釉下五彩瓷器做好关键性的改进工程，父亲大胆创新，尝试着由“柴窑”改“煤窑”的试验成功，在全国的影响很大，这个项目当时获得了全国劳动奖章。
父亲对我管教很严，但很少打人；母亲管我最多，脾气不好，经常动手打人。但我看见母亲不怕，对父亲却是又敬又怕。念小学时，父亲常常带着我一起烧窑，希望长大后我能够接他的班。l3岁那年，我小学毕业，没考上初中，跟着父亲烧了一年窑。后来父亲常被各厂请去做烧窑的技术指导，在一次工作中因为窑中温度过高，窑内缺氧，他结束了年轻的生命，那一年我19岁。
20世纪50年代对私改造，当时划定成分的界线是：3～5个从业者为手工业，超过5人为工商业，也叫资本家。父亲开的小作坊有6个人，被划成工商业，成分不好，儿女们都受了影响，当时很受歧视。正因为这样，我感觉在仕途上是没有什么指望了，唯有学好手艺，才能养家糊口，这也是我刻苦学艺的一个历史缘由。
在我儿时的印象中，父亲虽然算不上大英雄，却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个榜样。在与父亲的生活中，对陶瓷耳濡目染，我粗浅地了解了一些瓷器的制作技术，而影响我更深远的则是父亲“生于斯，死于斯，奉献于斯”的精神品格。父亲在我心里就是一个榜样，一座丰碑，那时我心里就暗暗立下了志向，自己要刻苦努力，有所作为，以承父母之志。1956年，我考进湖南省陶瓷研究所拜师学艺。
陈扬龙20世纪70年代留影
少年壮志不言愁（15岁进入湖南省陶瓷研究所）
因为战乱，釉下五彩瓷生产曾一度中断20余年，艺人们“老弱转于沟壑，壮者散之四方”，技艺濒于失传。新中国成立后，醴陵瓷业面临百废待兴的艰难困境。1955年，政府决心重振醴陵瓷业，在毛主席的亲自过问下，中央特批800万元财政拨款扶持瓷业发展，成立了湖南省陶瓷研究所。1956年，为了快速抢救釉下五彩传统手工艺，研究所派技术员林家湖去八步桥请出了唯一健在的釉下五彩瓷老艺人——吴寿祺。吴老先生觉得自己务农很久，手艺都生疏了，年纪也大了，不想出来。最后，林家湖老师请了他3次才出来，并开始招收第一批学员。当时，共招收了10个学生，4个男生，6个女生，我以优秀的成绩有幸被录取，在先生门下学习釉下彩绘技艺，那年我15岁。记得当时作文的考试题目是“我的志愿”，我写的志愿是做陶瓷，愿意为陶瓷服务一辈子。
陈子奋白描花卉册
吴寿祺先生德高望重，是民国初期湖南瓷业学堂的艺徒，也就在他们的手中，研究出了名扬天下的釉下五彩瓷。吴先生为我们传艺时已近古稀之年，面对当时瓷业凋败技艺濒临灭绝的状况，他将手艺传给后辈，可以说是釉下五彩瓷的劫后重生。他对学徒向来亲切、耐心，传授技艺更是毫无保留。刚开始教我们画的是白描，先生的铁线描风格独特，当时仅以一张白描就被聘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10个学徒都很努力，我虽不是最好的，但最刻苦。为了提高技艺，我在书店里用3块2毛钱买了一本《陈子奋白描花卉册》，对我来说这是一笔很大的花费了，当时我的工资才2l块5毛。我买到这本书后如获至宝，认真研读，反复临摹。为了了解花卉的生长结构、姿态，每天天蒙蒙亮我就一个人出去写生，画一张写生稿再去上班，晚上下了班又整理写生画稿到深夜，反复揣摩，尽心整理，直到自己满意为止。如此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也逐渐提高了自己的写生能力。
陈扬龙写生稿
当时教我们青花的是宋成仁老师，也是位民间艺人。我们10个学徒学完基础课程就开始分工，两个跟宋成仁老师学，3个跟肖邦健老师学，4个跟吴寿祺老师学，我就跟宋老师学青花技艺。在一次集体活动中，肖老师语重心长地跟我们说：“现在醴陵瓷业百废待兴，你们作为所里的第一批骨干力量，这一生是愿意平平凡凡过，还是有所作为？”这句话一落音，我内心就产生了很大震动，我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要为陶瓷振兴而奉献一生。学贵立志，责任的承担也是成长的开始。我们肩负着学习、继承和探索研究釉下五彩的使命，学习都很刻苦，经常要学到晚上十一二点才去睡觉。后来像李小年、易炳萱、温月斌等都成为醴陵瓷业发展的骨干力量，对醴陵瓷业产生了很大影响。
陶瓷研究所第一批学员的师生合影（第一排左三为吴寿祺老师、左四为王希怀，第二排左二为陈扬龙）
1957年陶瓷研究所釉下班师生合影（后排右二为吴寿祺老师，前排左三为陈扬龙）
兼收并蓄，转益多师
1957年，所里组织唐锡怀、黄瑞祺和我到景德镇陶瓷研究所学习，我被安排存王步老先生门下学习青花技艺。那时候我太小，还不太懂事，也不晓得具体要学什么，只是在那里看师傅工作，了解一些制作过程。每天我都给先生倒茶水、清扫房间，观摩先生的绘制。先生作画时构思敏捷，笔力刚劲，作品画意浑厚，我内心里充满无限的景仰。老先生待人也很谦逊，虽然我们还是小学童，但他没有一点大家的架子，也时常跟我们谈谈他的故事。言谈中，他的正直、朴素以及不依附权贵的品格，使我领受到学艺主要是学做人。如国画大师李苦禅先生所说，“你的修养有多深，你的画就有多厚”。王步老师“青花大王”的美誉，其功夫不仅在画内，也在画外。我把王步老师的好多画在瓷器上的纹样拓下来，回家慢慢学习，虽然与先生相处的时间只有3个月，但对我以后的影响是很深远的。在同王步先生相处期间，我还认识了一位对我很呵护的任庚元老前辈。老先生那时70来岁，擅长青花图案装饰，对传统技法有很深的造诣，作品严谨，一丝不苟。我对老师很恭敬，老先生也格外喜欢我，教我画了很多纹样，从不要打底稿。那时，我们还没有受过严格的训练，都是自学的，老师画得比较严谨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很难。一次，先生画一个海棠花的小图叫我临摹，我画了一个礼拜也没画好，他就很慈祥地对我说：“学画要能忍耐，今后你的成就就在这个‘忍’”字上。”这句话那时体会不深，现在回想起来虽轻犹重。“忍”是一个艺人本应有的态度，要能甘于寂寞，守护好对艺术的忠诚。
在景德镇的100天里，我渐渐地熟悉了釉下青花的绘制技法，同时先生们的道德修养和艺术造诣也在我心里深深地埋下了种子。
1958年，为了承制国家用瓷，当时瓷业公司决定，以研究所的力量为主，再从各单位抽调力量成立专门生产釉下彩瓷的艺术瓷厂，这就是以后的群力瓷厂。我和许多老师同学调到该厂，在大生产中实践锻炼，主要生产国家礼品瓷和国家领导人用瓷。当时的瓷器一般由陶研所设计，由群力瓷厂生产。我在群力瓷厂工作了5年，先后承担了国家“三馆瓷”的制作以及各种国宴用瓷的打样，知晓了批量生产中如果工艺上出问题，次品率就高，损失就大，由此认识到掌握工艺和改进工艺的必要性。1963年7月，因研究所工作需要，我调回研究所，直到退休。这40多年间，我有将近25年的时间专门研究釉下五彩工艺，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才主要从事创作。
在我快退休时，醴陵瓷业面临短暂的衰落局面，上海汉光瓷的老板李游宇先生曾到湖南省陶瓷研究所考察，看中了我的装饰风格，想请我去上海汉光工作。我征询了张守智老师的意见，他鼓励我出去多学习人家的东西。退休后，我带着徒弟汤春华到了汉光。我看到汉光瓷的成型工艺做得非常好，李游宇先生对瓷泥的原料配方及制作工艺都十分讲究，看到釉下彩能做得这样精美，我很受启发。李游宇先生能吃苦，胆子大，能力很强，对企业要求很严，每天晚上都搞到两三点钟。作为一个艺术家，他既要创作，又要管理企业，不能不让人佩服他的能力。我在汉光工作的这段时间里，带了一批学徒，但创作上要按照老板的意图，我感觉很受束缚。于是，在汉光工作了9个月后，女婿陈至强提出想自己办瓷厂，我就回去支持他。
陈扬龙向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原院长常沙娜老师汇报近年来的学习体会
回去后，我画了很多作品，这些作品是我个人多年来在创作过程中的试探，也许像常沙娜老师说的“你已经有自己的风格了”，但这些都不能说是成熟的作品。
人生佳侣——我的夫人黎艳秋
我年轻时对工作很执着，26岁还没有谈对象，在那个年代属于少见的晚婚，母亲成天把这事挂在心上。1967年夏天，母亲要我到邻居家去相亲，进屋后一个身材苗条、朴素大方的姑娘微笑着站了起来，我赶忙快步上前请她坐下。“这位是黎艳秋老师，”介绍人高兴地介绍， “在烈士塔小学教书，是学校里的优秀教师。”同时介绍人也讲了一下我的情况，双方都留下了一个良好的印象。通过半年的接触了解，第二年春天我们结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