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种不服输的性格，做事一定要做到最好，可能是我的这份执着，推动我不断地努力，从不放弃对事业的追求。人们都说，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我也没有为自己的将来刻意谋划，只是专注做好每一件事，也许是因为自己平时的刻苦付出，技艺的功力自然就得到积累。
嵇锡贵青花临摹手稿
回顾自己事业发展的过程，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热爱”。它是努力的助推器，因为热爱才有发自内心的动力，才有执着的理由，才有锲而不舍的精神，这是任何外力都无法做到的。对于自己的职业选择，起初是偶然，然而这份不经意却注定了我的事业，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是幸运的。在人生发展的过程中，我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职业，再经过老师们的引导，我很顺利地走上了这条道路，所以我一直都在说，老师是我一生都要感恩的人。
我1965年大学毕业后进入轻工业部陶瓷工业科学研究所，这是我国陶瓷领域中的一个重要单位，这里集聚了很多人才，有当时景德镇最好的老艺人，也有院校毕业的科研人才，很适合我的发展。这里为我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和机会，虽然不久，因“文革”的原因，我的专业停滞了一段时间，也正是这段经历让我更为珍视后来再次从事这份工作的机会。1968年部陶研所的知识分子们都到农村进行改造，在农村近六年的乡村生活让我刻骨铭心，那种留恋陶瓷专业，渴望回到熟悉的环境，期盼创作的冲动，不断折磨着我。这些无法抑制的感觉在艰难的状态里，依然难以斩断我对陶瓷创作的欲望。虽然在农村，从事着与专业完全不同的事，但是乡村的民间美术，如刺绣、民居木雕等同样吸引着我，我也把专业的能力运用到生活当中，给孩子的衣物绣花，也帮村民绣花，虽然日子过得艰难，但对美的追求让生活增添了一份温暖。
在农村一晃就是几年，自己的专业也荒废了，因此，可以想象，当我回到了自己的专业岗位，那是一种怎样的心情?我以从未有过的热情投入到自己的工作当中。回到轻工业部陶瓷工业科学研究所不久，我就接到了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即主席用瓷的设计与制作，当时孩子们都还小，大女儿郭艺也就6岁，小女儿郭庆才2岁，我不仅要照顾家庭，还不能放松对专业的要求，尤其这项工作是政治任务。平时，我把孩子们安顿好后，就琢磨专业技术上的问题，包括工艺上的改进，如颜料稳定的试验，纹样制作统一性等，尤其还有些技术上的创新。当时有个芙蓉花小碗的设计制作，里外碗的图案要求对合上，这是一项技术难度很高的工艺，却被我们研究出来，至今也没有几个人会运用这项技艺。那段时间真是很辛苦，都没有睡几天好觉，奇怪的是，情绪很高涨，精力也充沛，再难的事情都能克服掉。
我作为釉下组的组长，与同事一起克服了技术上的各种困难，顺利完成了任务。1976年组织就派我设计上海锦江饭店元首用瓷，这对我的专业是一个考验，我的压力也很大。那段时间，我是铆足了劲，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工作当中，我记得我试制釉下彩的颜料试片都有上千块。为了更好地投入生产，先期都是我自己手绘餐具的纹样，因为景德镇的釉下彩烧制非常不稳定，要反复绘制大量的餐具后，才能找到烧制的规律，待烧制稳定后，我再把自己的实践经验告诉同事们。我想这是我专业生涯中压力最大、紧张程度最高的一段时期，虽然我付出很多心力，但我觉得没有白费，收获了技艺经验的同时推动我专业的发展。这套餐具的设计我发挥了自己的专业特长，即采用图案的形式表现具有政治主题的纹样，很有设计美感。我的《麦浪滚滚》餐具的设计得到了认可，荣获了景德镇陶瓷评比二等奖。在这之后我又担当了北京毛主席纪念堂陈设瓷的设计和制作，负责中南海华国锋主席用瓷的设计制作。在我年轻的时候，承担多次重大任务的机会，使我的技艺功力见长。严谨对待自己的专业，磨练创作与技艺实践，使我的专业水平得到了提升，这是我专业道路上的—个重要阶段，现在想起，就是这一次次的挑战，为我的专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专业实践中注重吸收民族的传统艺术、继承传统是陶瓷创作的重要途径。在继承中，我始终坚持训练自己的基本功，技艺的掌握是继承传统的必要手段。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的陶瓷艺术创作都具有中国的民族特色。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的作品参加各种展览，获得了很多的奖项，到了80年代，由于对外开放，我们的陶瓷艺术走出国门，在国外交流展出，规模比较大的一次是景德镇陶瓷赴日本展出，我的青花梅瓶《竹子小鸟》，影青刻化盘《金鱼戏莲》两件作品被选中参展。作品走出又为我的创作打开了一扇门，让我更为坚定自己继承传统的主张，只有具有民族特点才能让作品具有文化的感染力。也正是带着这样的想法，我接受了轻工业部陶瓷工业科学研究所的“明代青花的研究”项目。这个项目虽然历时2年，但对我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实施研究青花项目的过程中，我做了很多的凋研工作，临摹了大量的青花纹样，与工程师们一起共同探索研制各种风格的青花颜料，在这之后，我忠实地学习传统青花技艺，这是先人留下的宝贵遗产。在研究传统青花过程中，我创作了大量的青花作品，同时在实践和研究中注重梳理研究成果，形成文字并保留，至今我还是受益很多，当年学习传统的经历一直影响着我的创作。
我对自己在专业上的严格要求逐渐在专业领域显露出来，在创作陶瓷作品的同时，多篇理论文章发表。1986年我参加了中央领导人方毅接见景德镇陶瓷界名人的座谈会。同年我与丈夫郭琳山作为特殊人才引进，回到浙江，进入浙江省工艺美术研究所。第二年，我们夫妇俩与所长邹启枚成为浙江省的中国首批高级艺美术师。在浙江，我努力继承具有浙江陶瓷特色的技艺，非常庆幸的是，我还遇到了著名陶瓷理论及教育家邓白先生，在他的指导下，我的创作境界得到了提升。他让我懂得技艺不仅是一种手段，更要传递思想，作品要有文化内涵。为此，我在创作风格上探索更多元化的手法，抓紧时间，多创作作品。1988年我在浙江展览馆举办了个人作品展“嵇锡贵陶瓷艺术壁挂展”，邓白先生为展览题字，著名美术理论家王伯敏先生前言，国画家李震坚教授、版画家赵延年教授等参加了展览开幕式。1992年我与丈夫郭琳山、女儿郭艺共同举办了陶瓷艺术作品展，当时由邓白先生为我们展览题字并作前言，邓先生题了“陶艺人家”几个字。不久浙江省电视台又为我们拍了一个专题片，片名就是《陶艺人家》。因此，这个名声也逐渐叫出来了，之后，“陶艺人家”几个字成为我们家的品牌，一直沿用至今。
摩洛哥菲斯市长参观嵇锡贵陶瓷作品展（右一为前文化部副部长刘德有）
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民族文化越来越受到重视。1991年我参加了文化部中国文化代表赴摩洛哥进行文化交流，由刘德有副部长带队，出席“遗产与现代化”研讨会。期间我做了“明代青花瓷装饰艺术”的主题发言，并举办了个人的陶瓷艺术展。1996年我被授予第四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荣誉称号，第二年到北京，在中南海紫光阁受到了李鹏、罗干、李铁映、邹家华等中央领导的接见。我感受到政府真正地关注民族传统技艺的发展，给予了工艺家极高的荣誉，这些都表明了国家的进步与发展，同时让我对于自己的专业更为自信。
1997年嵇锡贵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授证授牌仪式，并在中南海紫光阁得到李鹏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
我个人体会是要尊重自己民族的传统，工艺美术就是在我们传统文化中发展流传下来的，具有强烈的民族特征，这是我们要一直传承的。工艺美术分为很多的用途与功能，精湛的技艺是工艺美术的重要特点，经过代代相传保存下来，已经形成了成熟的技艺模式，所以我认为只有训练好自己的手上功力，才能更好地继承传统。当然学习传统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掌握技术之后，还要运用自己的技能，创造具有时代特征的工艺作品。从事工艺美术行业，还是要热爱这项专业，因为只有拥有这样的情怀，才会执着和坚持，也正是这样的信念，支持我对自己的专业精益求精。
嵇锡贵荣获第四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荣誉证书
我一直对老师的指导、单位的支持心存感激。我这代人的成就与国家的培养分不开。我到了一定的年纪，依然停不下来，想着要多做些事情回报社会。这时候我除了创作作品之外，更多精力花在带徒、教授学生上面，把自己的技艺经验传承给年轻人。就像当年我的老师们一样，不仅要传授技艺还要传承工艺精神，只有这样，才能代代相传、薪火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