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9日，禚振西（中）在铜川市耀瓷文化产业发展座谈会上谈耀州窑遗址保护的重要意义。
禚振西，1938年五月出生于山东高密。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常务理事、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委员、西北大学和深圳大学艺术学院客座教授、中国古陶瓷学会常务理事和学术委员、耀州窑研究会名誉会长，并兼任陕西省文物鉴定组、陕西司法鉴定中心等部门组织的顾问和鉴定专家。是享受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1997年获英国东方古陶瓷学会“希尔”金奖，此奖是为了表彰在东方古陶瓷研究领域做出卓越贡献的学者，禚先生作为第八位获奖人，也是首位荣获此奖的华人学者。
已近耄耋之年的禚振西先生，将自己的大半生都奉献给了耀州窑的研究。1958年到1959年期间，耀州窑开启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大规模科学陶瓷考古发掘。时任陕西省考古所所长的王家广，派唐金玉先生来发掘耀州窑，大量的耀州窑瓷片在那时出土，精美的瓷片再一次震撼了世人。也正是那次对耀州窑的发掘，让禚振西与耀州窑结下了不解之缘。
1961年，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的禚振西被分配到陕西省考古所资料室工作。当时，从耀州窑挖回来的瓷片全部摊开放在资料室的地板上。禚振西觉得这些瓷片特别漂亮，每天都会抽时间去触摸这些瓷片，慢慢的她就对这些瓷片有了研究，喜欢上了耀州瓷。
1973年，耀州窑遗址附近的黄堡灯泡厂搞基建，挖出大量瓷片。时任铜川市文化馆馆长的刘本奇先生让文化馆文物组的卢建国把瓷片背到西安，找专家鉴定。在省文管会，大家看到摊开的瓷片都说好看，禚振西因为对耀瓷有过两年的接触，就把这些瓷片按照它们的年代分开摆放。看到此情况，当时的文管会领导就指派禚振西带队，到耀州窑进行新一轮的发掘。从那时起，禚先生对耀州瓷的研究就再没中断过。
禚先生说，1973的那次挖掘并没有持续太久，因为自己当时的学术水平有限，对耀州窑的认识和研究还不到位。直到1976年，禚先生以陕西编写组组长的身份，参加了国家组织的中国第一本陶瓷史——《中国陶瓷史》的编写，才让她对耀州窑有了新的认识，这是她学术生涯的一次重要契机和升华。
禚先生回忆，《中国陶瓷史》是按照周恩来总理的要求，由当时的文化部、轻工业部、建材部三个部门联合编写。周总理说中国是陶瓷大国，是陶瓷的故乡，一定要有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中国陶瓷史，要打破陶瓷学术被西方垄断的局面。在编写过程中，禚先生几乎走遍了全国的博物馆，有了一个认认真真学习陶瓷的过程，她自己很多的想法也因此改变。等到陶瓷史编写完成，她又回到了黄堡镇，继续发掘研究耀州窑，决定从此终身要从事耀州窑的研究，这一干就是45个年头。
禚振西先生的爱人杜葆仁先生也是一个古陶瓷研究学者，因为对耀州窑的热爱，几十年来夫妻两人并肩在考古一线进行发掘研究，大家开玩笑的说他们开的是“夫妻店”。原国家文物局顾问谢辰生在耀州窑调研时说：“中国的考古学者常年坚持在基层的我见过不少，但夫妻俩同时坚持在基层的很少见。”杜葆仁先生临终时叮嘱禚先生：“要抓紧！我们要对得起耀州窑！对耀州窑的研究不能画顿号，不能画分号，你要想尽千方百计，为这件事画上句号。”
禚振西先生在耀州窑考古遗址向来宾介绍耀州窑的发展历史
为了确定耀州窑在整个中国陶瓷史的发展中所占的地位，禚振西先生跑遍了全国各个窑口，写了四部学术著作，将耀州窑的沿革体系逐步完善。将五代时期的耀州窑单独提出，并把宋代时期的耀州窑也分成了几个时期，把金代从金元时期分裂出来。耀州窑的历史发展脉络得以展示在世人面前，在世界古陶瓷研究领域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禚先生也因此成为第一个获得“西尔”金奖的华人。禚先生说，得知获奖后，她自己也很吃惊。禚先生对耀州窑充满了感激和感恩之情，她说：“我很感恩，是耀州窑成就了我，耀州窑的博大精深让我此生都念念不忘。我现在所获得的荣誉让我很不安，这些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我们团队的功劳，我不应该一个人来享受现在的学术成就。几十年来，铜川市的领导和群众，特别是耀州窑博物馆的领导和同事，给予我很大的帮助和支持，我发自内心的感谢他们！”
每年的5月18日是世界博物馆日，而这一天也正是禚振西先生的生日，今年又值禚先生八十寿诞。谈到耀州窑，禚振西先生说：“有两个遗憾，一个是关于耀州窑的考古报告目前只编到一半；另一个是玉华宫肃成院的考古报告没有完成。有一个愿望，我想发起成立一个耀州窑研究基金会。这辈子我没有挣到多少钱，我想作为一个发起人拿出一些积蓄，倡议其他人来捐助，共同把基金会做起来，也算对我先生、对我自己此生一个交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