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子莫：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青瓷的？
金益荣：我出生在龙泉瓷器三厂，父母都在瓷厂工作。生活环境塑造人，我从小就接触了青瓷，抟泥作器，就是我年少时候的日常生活，那也是我做瓷基本技术的启蒙。15岁那年，我进入国营瓷厂，开始正式学习青瓷制作工艺。
傅子莫：刚开始进入国营瓷厂，您都做过什么工作？学徒的环境是怎样 的？
金益荣：起初我在原料加工车间，不久转入烧炼车间，师傅们很关照我，教我很多东西。工余时，我坚持学习拉坯塑形等青瓷技艺，经常从一些老师傅们那里得到启发和指点。
在车间工作，环境相对是比较恶劣的。当时烧窑主要是煤烧，烟火味大，灰尘相对也较多，每天都灰头土脸的。同时这也是比较出力气的活儿，我们当时烧的是倒焰窑，装窑时需要将匣钵堆叠起来，高达七八米，匣钵本身十分笨重，大型器物也较多。
那时候装窑、烧窑、出窑都是同一批人，把桩是整个烧窑团队的领头人。这是个要求很高的技术活儿，一些把桩老师傅，很受人尊敬，他们会教我如何观察窑炉里的火焰、判断窑炉里的温度变化、用增减煤炭的方式调整炉温等，通过不断学习和钻研，我很快也做到了把桩的位子。
傅子莫：您后来创办了企业，还在杭州建立了艺术馆、研究所，这些经历对于您现在的青瓷创作是否有些益处？
金益荣：国营瓷厂倒闭后，我们家族几个兄弟开始办厂。我性格比较外向，沟通能力好，喜欢跟人交流，所以我主要负责杭州的店铺。那时候我认为，当代龙泉青瓷作品水平很高，市场应该很好，于是便专门代理龙泉大师的作品。通过我的介绍，许多有思想的收藏者么逐渐认可了青瓷的美妙，数十年的交往下来，我们彼此都收益良多，我十分感激这段经历。
受到这些收藏家们的鼓励和影响，后来我创办了杭州龙宝堂青瓷艺术馆和杭州修内司官窑研究所。通过与龙泉青瓷大师们和收藏家们的交流、学习，再加上那时候我有很多机会近距离接触我最喜欢的南宋官窑器物，我深刻地感受到青瓷技艺传承与创新的重要性。通过这两个机构，我的重心又回到了青瓷创作上，我开始一门心思地去钻研南宋官窑的烧制技艺。
傅子莫：您刚才讲到代理了很多龙泉大师的作品，您自己是否有收藏一些呢？您收藏的标准是什么？
金益荣：我的收藏主要是近现代大师的作品。国营瓷厂倒闭之后，许多有经验的老师傅也开始自己烧制作品了，但是当时交通不便，很多作品都滞留在龙泉。因为我在杭州有店铺，我便开始收集这些老师的作品，比如徐朝兴、夏侯文、毛正聪、张绍斌等打死的作品。2000年到2009年，收集的作品比较多，精品也很多。后来，我延伸到青年瓷艺人，也收了一些他们的东西。
通过这些收藏作品的把玩，我充分感受到了工艺大师们精湛的技艺，从而吸收了不同大师的精华，提升了自己的制作技艺。
傅子莫：您是怎么看待青瓷的工业化生产的？
金益荣：现代社会生活与传统社会生活相比，青瓷有了“手工”“非手工”的区别。这里涉及到审美心态的变化和侧重，也涉及到对非机械化生产个体机能的崇尚，当然还涉及商业因素等诸多方面。人们推崇现代意义上的“手工”，轻视现代大生产条件下的“非手工”，大概也是近百年的事情。
从我个人的青瓷生产实践上出发，对于那些只偏向狭义“手工”的认知，我是持有异议的。因为目前大众日用瓷器是主流，大工业生产高效、精确、质量均衡，能针对更多的受众，发挥器物的更大功能。我相信只要加强设计、审美和品质，大工业生产的青瓷产品，一样可以实现传统青瓷文化的延伸和传承。
但另一个层面上，我们所强调的“手工”，主要体现在青瓷个体艺术创作上。传统手工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受众上它有一定的狭隘性，这成为它进步的阻碍。艺术品市场不是恒定的，它有它的曲线波动，个人手工艺生产、创作者，随市场的变动而在创作上跟风、异化、粗制滥造的可能性很大。那么在这种状态下，青瓷文化的功能性能实现多少？青瓷文化的传承是否会出现断层？从这个角度，我觉得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青瓷的“手工”创制了。
傅子莫：在青瓷艺术、青瓷文化的传承方面，您主要做了那些工作？
金益荣：之前许多青瓷展览对青瓷文化的传播和推广作用都是有目共睹的。比如2006年在中国美素学院美术馆举办的“徐朝兴大师从艺五十周年回顾展”主要展示了他自从艺五十年来制作的作品，这次展览使大家认识到了青瓷艺术的魅力，受到了各界人士的认可与好评。
对于青瓷艺术、青瓷文化的传承，我当然也是不遗余力。策划了多次以青瓷为主体的展览，还出版过很多相关书籍。为了让观众能亲眼目睹青瓷的制作过程，我还曾在一次展览上几乎把整个古龙窑都搬了过去，进行了工艺流程展示和精品展示，我想这也是青瓷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