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阅读新闻

“神瓷之子 大国工匠” ——朱文立的考证人生






[日期:2019-08-09] 来源:厚重汝州  作者:豫之 [字体: ]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朱文立在张公巷窑址发掘现场

      了解朱文立的古陶瓷考证生涯,品赏朱文立的陶瓷艺术作品,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艾青的这首《我爱这土地》。朱文立四十余年陶瓷艺术人生,与中国陶瓷发展史上柴、汝、官三大名窑的“历史之谜”联系在一起,与他似乎与生俱来的文化使命感、责任感联系在一起,他就是中国陶瓷艺术界艾青所歌咏的那只小鸟:竭力“用嘶哑的喉咙歌唱”,即使“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他不断书写着中国陶瓷史和陶瓷艺术的传奇,不愧是中华“神瓷之子”。

      宋代五大名窑,汝窑为魁。清河南督学孙灏曾作诗云:

      青瓷上选无雕饰,不是元家始博殖。

      名王作贡绍兴年,瓶盏炉球动颜色。

      官哥配汝非汝俦,声价当时压定州。

      皿虫为蛊物之蠹,人巧久绝天难留。

      金盘玉碗世称宝,翻从泥土求精好。

      窑空烟冷其奈何,野煤春生古原草。

      孙灏这首诗,不仅道出了汝瓷“人巧天绝”、“名王作贡”、“官哥”名瓷亦非“汝俦”的精美绝伦,而且道出了沧海桑田“窑空烟冷其奈何,野煤春生古原草”的无尽感叹。综观历代文献关于汝窑的记载,仿佛在诉说一个悠远飘渺的神话。它的釉中,气泡闪烁亮如攒珠;它的胎中,玛瑙点缀灿如金星;它温润的釉色,如同万花筒,在不同的光照下幻化出不同奇妙的光晕。即使在南宋时,汝瓷已成稀世之宝。它仿佛一颗耀眼的流星,经历了瞬息辉煌而遽然湮灭。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中国瓷器烧造的又一座高峰,曾创制多种精美盖世的瓷器,也曾大规模仿制汝、官、钧、哥、定五大名瓷,但惟独仿制汝瓷失败,以至乾隆无奈地写道:“赵宋青窑建汝州,传闻玛瑙末为釉。而今景德无斯法,亦自出蓝宝色浮。”以至民间有“家有钱财万贯,不如汝瓷一片”之说。

      汝窑窑址到底在哪里?它的烧制技术难道真的“人巧天绝”,只能够成为一个历史之谜吗?

      1951年,陈万里撰《汝窑的我见》,发求证汝窑窑址的嚆矢。1964年-1977年,叶喆民、冯先铭两次赴河南考察,在宝丰县清凉寺寻得一片典型的天青釉瓷片,视为“宝丰清凉寺应是汝窑窑址的重要线索”。1987年陶瓷学界最终证实,宝丰县大营镇清凉寺汝窑址,即是昔日文献中所谓“临汝汝窑址”。这为求解“汝窑之谜”带来一抹曙光,朱文立也恰巧被命运安排跻身到破解“汝窑之谜”的队伍中来。

      1975年,29岁的朱文立从部队复员后,被安排到汝州市汝瓷二厂当临时工。朱文立高中毕业,且对化学很有兴趣,因此被安排进行临汝瓷豆绿釉的研究与开发。人如其名,朱文立似乎注定“以文立身”。他没有满足于豆绿釉研制工艺本身,而是像一位专家,精心研究、记录,将临汝瓷豆绿釉的研制过程写成了论文《汝瓷豆绿釉》,发表在1980年的《瓷器》杂志上,得到当时国家轻工部科学研究院教授李国桢的重视。李国桢通过写信指导朱文立的研究,这时朱文立才知道自己研究的豆绿釉是临汝瓷,而不是汝瓷。由于朱文立在开发豆绿釉中的贡献,汝瓷二厂任命他为厂里 “临汝窑天蓝釉”试制组组长。

      为到远离市区的山里寻找原料,朱文立骑坏了4辆自行车,背坏了5个帆布包,磨烂了几十双妻子为他做的千层底老山鞋。他曾盛夏中暑,昏倒在山沟里;也曾因为“未经单位批准”,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旷工”而被汝瓷二厂开除。但这些,都没有影响他像战士一样的出征豪情。1982年4月,第一届古陶瓷学术讨论会在河南巩县(今巩义市)召开,朱文立是120名与会代表中最年轻的代表。大会破例让他宣读了两篇论文《汝瓷豆绿釉》和《汝瓷遗址踏勘》。当年10月首届国际古陶瓷研讨会是当时国际汝瓷研究的最高水平会议。国内外专家的观点鼓起了朱文立思考的翅膀。李国桢教授,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古陶瓷学会会长冯先铭等,希望朱文立能借人在汝州的天时地利加紧研究汝瓷“天青釉”,并努力寻找汝官窑的下落。他们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可以看到失踪了800年的汝官窑址和失传了800年的汝瓷“天青釉”的神奇技术。朱文立像战士接受战斗任务一样,投身到探索之中。1984年,国家轻工部、河南省科委成立了以河南省轻工研究所为龙头,以汝瓷一厂为基地的汝瓷“天青釉”联合攻关小组,朱文立参加了这一攻关小组。

      最笨的办法就是最有用的办法。朱文立对汝州地区所有陶瓷原料一一加以分析,对几种主要陶瓷原料,如风穴土、唐沟土等,进行化学成分和X射线衍射分析。对比冯先铭1977年采集的汝窑瓷片,考察了临汝窑各个窑址,采集了数十种原料进行化验,选出有用的原料进行调配。但是,连续两年的试验都失败了,科技攻关小组被迫解散,朱文立陷入深深的痛苦、困惑之中,常常彻夜不眠。他觉得攻关小组已经尽可能将配方做到了与传世汝瓷完全一致,而且各种窑变都试验过,不成功的原因肯定在某一神秘的“窍门”上。

      伟大的发现,似乎都具有偶然性。就在朱文立痛苦至极的时候,清华大学杨根教授给朱文立寄来一本《历代名窑资料汇编》,其中关于“柴瓷”的传说引起了朱文立的注意:

      柴世宗继位以后,传旨要烧新瓷,此时正好雨过天晴,天边显示出一种非常神秘的青蓝色。于是,柴世宗向制瓷官下了一道圣旨:“雨过天晴云破出,者(这)般颜色做将来。”结果接连两任瓷器官都没烧出这种“天青色”,均被斩首。到第三任瓷器官接任后,连烧两窑,也未成功,回家后闷闷不乐。他的女儿当时七岁,问其原因,瓷器官说,我已烧两窑未成,再烧不好就要被斩首了。女儿问:“有何法可烧成?”答:“民间传说有活人入窑即可。但我作为瓷器官,怎忍心害百姓。”其女暗记心中,等烧第三窑时,乘父不备,跳入窑中。顿时,窑器崩裂,光怪陆离,片瓦值千金。

      这一悲惨的故事震撼了朱文立,也提醒了朱文立。楚王好细腰,宫女多饿死。在皇权社会里,皇帝的私欲就是“圣意”,有斩首的制瓷官,难道没有被逼跳炉或祭窑的制瓷官吗?人跳到窑里只有骨头能留下来,而骨头的成分主要是磷和钙。那么汝瓷的那个神秘的“窍门”是不是这两种元素呢?于是,朱文立在配方里加进猪骨和羊骨进行烧制。他的配方达到328个,每一个配方至少烧3次。这样反反复复持续了3年、失败1500多次后,在一次试验的4件瓷器中,终于出现了他梦想中的天青色。

      他在论文中欣喜地写道:“釉料的配制,是将焦宝石、红石头和方解石、石英(经预烧)以及牛骨灰和栗木灰等混匀,并粉碎到所要求的细度。所配制釉料的化学成份和汝官窑釉的化学成份较为接近。”他观察到,釉层中存在着一种亚微米级粒子,“釉层中所产生的液相分离是这种亚微米级粒子的来源……正是这些密集孤立的小球(亚微米级粒子)使釉面产生乳浊并再现天青色。”即使这样,“天青釉”出现的概率在一窑百件瓷器中最高比例只能达到10%。1988年7月,朱文立所烧汝瓷“天青色”通过了国家轻工业部和河南省科委的鉴定。至此,朱文立投身破解“汝瓷之谜”整整13年。

      朱文立逐渐摸索出一整套汝瓷选材、制材、烧制、成瓷等技艺理论和工艺体系,推出了一系列天青釉汝瓷艺术作品。他的作品造型不一,但都釉体流畅,别致雅观,既有北宋汝官瓷的韵致,又带有明显的朱氏风格。

《三牺尊》朱文立作

      按常理,他已功成名就,完全可以像其他陶瓷艺术家一样,专注于把“朱氏汝瓷”推向市场。况且,汝瓷一厂已经倒闭,他失业了。小女儿才两岁,全家仅靠他爱人微薄的工资度日。但朱文立心中,已经有了自己的奋斗方向。随着对汝瓷研究的深入,他对汝官窑址是不是在清凉寺产生了怀疑。

      他从收集到的清凉寺汝瓷片发现,在釉色上,这些瓷片与故宫汝官瓷确实是接近的,但差别也是明显的。突出表现在胎质明显粗厚,与文献上对汝官窑瓷的描述、与故宫汝官瓷传世品差异明显。一句话,它们缺乏汝官窑应有的精细气质。原因到底在哪里呢?

      历史文献都称汝窑在河南临汝县(古汝州)境内,但唐宋时期的汝州,曾囊括临汝、鲁山、宝丰、郏县、叶县、梁县、襄城七县。因此,朱文立认为,对汝窑应做广义的理解。陈万里在他的《汝窑的我见》中写道:“宝丰之青龙寺(即清凉寺)、鲁山之段店两处,就现在散布碎片的面积看来,在当时实是一个极大的烧瓷山场。”叶喆民在《中国陶瓷史》中也这样说:当时的古汝州境内瓷业兴盛,逐渐形成严和店、大峪、宝丰清凉寺至鲁山段店三大窑群。如果是官窑址,一定没有这么大的建造和交易规模。叶喆民的另一句也令人深思:“在清凉寺“典型的汝窑天青釉残片所占比重极少(约1/300)……可见粗细俱备。若从历史的长河而论,该窑供御的精品不过是四十年左右的鼎盛春秋,而数百年间富有民间气息的各种‘粗器’才是它的主流。”朱文立想,清凉寺的汝瓷片是否正是这种主流的“粗器”呢?或者说,真正的汝官窑址在另外一个地方?或者,它就在汝州城内呢?

      陶瓷史上一个名贵品种的出现和流行,乃至成为御用贡品,当然有其一定的卓越优点,也必然有一个由粗到精、 由“民”到“官”的发展过程。从清凉寺出土的瓷器成分看,当属于汝瓷的初级发展阶段。而作为御用的官窑汝瓷,应该是这个初级阶段的再发展。南宋叶寘在《坦斋笔衡》中记载:“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汝州为州府所在地,当时在汝州境内建造宫廷所用汝官窑是完全可能的。南宋周辉在《清波杂志》中也说:“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为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这就是说,汝官窑完全被政府所垄断。宝丰清凉寺虽属汝州,但远离汝州州府,朝廷在那里建立官窑不便于“供御拣退”,而最方便管理并保密的地方只能在汝州城内。同时代的钧官窑瓷,就是在禹州城内钧台窑烧制的。

      从此,汝州城内每一次盖房、挖地基,朱文立都要到场,从破土动工守到地基挖掘完毕。1992年10月,在文庙地区汝瓷博物馆东院,朱文立发现汝官瓷残壶嘴1个,卷足支烧的笔洗残片1块,色泽如刚成熟的豆青色。当地基挖至4米深时,露出一口宋代陶缸,陶缸边上有大约3立方米的经过淘洗的纯木灰。多年的经验告诉朱文立,这里极可能曾经是汝官窑配釉作坊。由于汝州文庙地区距北宋州衙不远,朱文立将汝官窑定位在文庙附近。

      6年过去了,1998年,朱文立在文庙地区又发现了典型的汝官窑瓷片。1999年3月,一户民居在文庙东南开始修建,当推土机推至距离地面3米多深的地方时,两堆醒目的堆积物出现在面前。它们分别为灰青色和灰白色,非常纯净,正是配置汝官瓷的重要半成品釉料。而堆积物下面则是大面积的宋代青砖——一座埋在地底近千年的汝官窑址,证明了朱文立的推断。

      他在论文中激动地写道:“从汝州文庙官瓷窑出土的汝官瓷片看,和宝丰清凉寺汝官瓷有明显的区别。其一,文庙汝官瓷制作普遍比清凉寺汝官瓷精细、胎薄,非常成熟和完美。其二,文庙汝官瓷普遍呈现淡天青,釉面非常薄;而宝丰清凉寺汝官瓷普遍呈现重天青,呈色幅度大,釉层较厚。其三,文庙汝官瓷开片非常统一,均呈现蝉翼纹开片。而清凉寺汝官瓷开片纹杂乱,有蝉翼纹,也有蟹爪纹,显露出早期汝官瓷的风格。其四,文庙汝官瓷支钉痕普遍比清凉寺汝官瓷支钉小。”他谨慎地说:“汝州文庙汝官窑址可能是宋宫垄断的汝官窑址。” 朱文立的研究,解答了叶喆民“典型的汝窑天青釉残片所占比重极少(约1/300)”之谜,也印证了叶喆民临汝窑“数百年间富有民间气息的各种‘粗器’才是它的主流”的论断。

      汝官瓷的历史之谜,也得到了这样清晰的解释:临汝瓷是汝官瓷发展的前一阶段。在这个阶段,宝丰清凉寺一家窑厂一枝独秀,釉料配方逐渐向纯天青色发展,到北宋中期,清凉寺汝瓷以它精湛的工艺、独特的色泽成为瓷中之魁,并影响到宫廷。从此,清凉寺停烧,而文庙汝官窑由州衙管辖,这才有了后来传世的汝官神瓷。

      相比汝官窑,宋代官窑瓷要稍稍幸运一些。南宋叶寘在《坦斋笔衡》中写道:“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釉)色莹澈,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 叶寘的记录十分清楚:“遂命汝州” 造汝瓷,“自置窑烧造”官瓷。1956年,杭州市南郊乌龟山麓南宋官窑址成功发现,但北宋官窑却一直是谜。一种解释是,因黄河多次泛滥及地貌变迁,致使汴京遗址久埋地表深处,无从再现。由于缺乏实证,陶瓷史学界不断对“汴京窑址说”提出质疑。主要有:

      其一,怀疑北宋官窑的存在。理由是许多明清文献中只提到“修内司官窑”而不提“汴京官窑”。

      其二,认为北宋官窑就是“汝窑”。

      其三,承认旧官窑、新官窑两者并存,但在器形及胎釉特征上不易区分。

      朱文立一直关注着“官汝”、“汝官”这一名词的含义。它是不是两种官瓷的并称?曹昭《格古要论》说:“官窑器……色好者与汝窑相类。”这就是说,烧造釉色好的官窑瓷,与汝瓷釉色“相类”。官窑与汝窑,本是同一血脉吗? 

      据叶寘“京师自置窑烧造”,“京师”指的是北宋首都汴京(河南开封市)吗?但查遍开封府志,尚未见官窑烧造的只言片语。开封地处京广线以东,李辉柄认定,它不具备建窑烧瓷的自然条件。因此,朱文立认为,“京师”一词并非地点,而是“朝廷”。

      1999年3月文庙,在看到一座埋在地底近千年的汝官窑址时,三块残片同时刺激了朱文立的神经。因为在现场他发现了天青荷叶碗残片、支烧天青平底小洗残片和豌豆青凹足深腹盘残片等。他做烧成研究发现,豌豆青釉色残片独具釉色特征。北宋人徐兢在《奉使高丽图经》中说“汝州新窑器,越州古秘色,大抵相类”,说明“汝州新窑器”在釉色上与越瓷相仿,而那块豌豆青凹足深腹盘残片,正符合“汝州新窑器”所独具的釉色特征。徐兢是当时人,且精通瓷器,他绝不会把耀州窑说成是“汝州新窑器”。
朱文立还看到,宝丰清凉寺汝官窑址,虽经三次挖掘和1998年秋大的规模盗掘,均未见一片豌豆青瓷片。这说明,这块豌豆青凹足深腹盘残片比文庙汝官窑时代要晚。同时,豌豆青色瓷片的制作风格和汝官窑一样,但它的色泽既不同于越窑,也不同于临汝窑、耀州窑,而是一种“汝州新窑器”的宋瓷。他大胆推断:“汝官瓷应分两期生产,北宋中期应在宝丰清凉寺生产。禁烧后应在汝州文庙汝官窑址生产,并同时生产‘汝州新窑器’。”

      那么,这种“汝州新窑器”是不是就是北宋官窑呢?它和汝官窑为什么同时出现在一个地方呢?《说陶卷二·说古》说:“宋政和官窑亦起于汴汝。”这说的不就是汝州吗?

      2000年4月,张公巷一户居民盖房时,挖出了很多瓷片。朱文立赶到现场,捡到数十片典型的窑具,其中有桶式,有盘式,也有漏斗式。在一个州府城内,能如此没有顾忌烧瓷的,只有官窑。这次挖掘,出土了瓷片、完整匣钵、玛瑙粒等。朱文立还不满足,在张公巷路东的另一户居民院内打探孔,结果一个孔内出土了60多件素烧胎片,制作精细。这些资料进一步证明,张公巷地区的确是又一个宋代官窑场。

      上海博物馆里珍藏着四片独特青釉瓷片,既不同于汝瓷,也不同于其他同期瓷器,一直没有寻找到它们的来源地。而在张公巷发现的瓷片却与这些瓷片惊人的相似。比对研究后,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喜出望外:“张公巷窑址就是这四片瓷片的娘家。张公巷窑址可能就是一直没有找到的北宋官窑。”

      2004年初,河南省考古所对张公巷进行第三次挖掘。从探测情况看,张公巷窑面积达到2500平方米。朱文立兴奋地写道:在张公巷窑址发掘现场,当挖至宋代地层时,出土了大量的匣钵片,并有两个匣体非常完好,张公巷的匣钵和临汝窑匣钵完全是不同风格。伴随着匣钵出土了大量独特的青釉瓷片,胎片厚薄之均匀,制作之精细,在陶瓷史上是很少有的。张公巷釉色是继承和发展文庙州新窑器釉色,仅是胎体制作不同。张公巷窑址在汝州城内,仅此说明,汝州张公巷窑址很可能就是宫廷所建为宫廷垄断后的御窑。

      朱文立的判断,得到了陶瓷界的认同。2004年5月20日,“汝州张公巷窑址论证会” 在郑州召开,来自国内外的50多位古陶瓷界、考古界权威,对张公巷新发掘的窑址和出土的实物标本进行了论证。大多数专家认定,张公巷出土的瓷器在釉色、烧制技术上有自己的特色,就是人们寻找千年的“北宋官窑”。


翻书研究汝瓷是朱文立大师的日常
 
绿宝石艺术陶瓷馆馆长朱东明与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朱文立

      这一发现的意义在于,理清了宋代汝窑文明的发展和演变:宝丰清凉寺汝窑——文庙汝官窑——张公巷官窑。北宋官窑生产时间短暂,约15年左右,传世品更少于汝窑。宋室南迁,张公巷北宋官窑遭到宋廷毁灭性破坏,遗址完好地埋在地下,从此失传。人们今天能够见到的传世品,只有南宋官窑瓷器。

      北宋官窑遗址的发现还在于,它的瓷器残片使仿北宋官窑有了具体、可信的标准。自2002年开始,朱文立再次踏上了寻找烧制北宋官瓷原料的征程。

      历经两年多的试验,终于在2005年8月把张公巷北宋官瓷研制成功。2005年11月1日至5日,在第八届古陶瓷科学技术国际研讨会上,朱文立不仅发表了论文《再论张公巷、文庙窑址》,而且把仿制的北宋官瓷展出,轰动全球。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南京博物院研究员张浦生在鉴定意见中写道:“朱文立同志不仅首先发现、研制汝州张公巷官窑青瓷,而且还能本着薪火相传的精神,开发、仿制张公巷北宋官窑青瓷,由于其刻苦钻研,精益求精,该仿品的造型、胎釉已具形神兼备的水平。”

      继汝官瓷之后又一历史珍宝、中华神瓷复活了!


《汝窑荷花碗》朱文立作

      在古陶瓷中,弥漫着最大迷雾的莫过于柴窑。

      明洪武时期,曹昭(明仲)在《格古要论》“古窑器论”中就曾提到:“柴窑器出北地河南郑州。世传周世宗姓柴氏时所烧者,故谓之柴窑。天青色,滋润细腻,有细纹,多是粗黄土足,近世少见。”明张应文在《清秘藏·论窑器》一书中则说:“论窑器,必曰‘柴汝官哥定’,柴不可得矣。闻其制云:‘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此必亲见,故论文如是其真。余向见残器一片,制为绦环者,色光则同,但差厚耳。”明谢肇淛在《五杂俎》中也提到:“陶器,柴窑最古,今人得其碎片亦与金翠同价矣。盖色既鲜碧,而质复莹薄,可以装饰玩具,而成器者杳不可复见矣。”桑行之《说陶卷二·说古》说:“高澹人宋均窑瓶歌注云,近人得柴窑碎片皆以装饰玩具,盖难得而可贵也。王渔洋香祖笔记谓贵人得盌一枚,其色正碧,流光四照,何其幸與。”

      上述明人记载,均难以考证。人们只能根据一些文献或推想,对于它的具体窑址提出不同的看法:

      其一,有人根据《格古要论》认为,柴窑的窑址在郑州。

      其二,有人说“郑州”为“禹州”一字之误,认为柴窑与钧窑容易混淆不清。

      其三,有人认同《余姚县志》引《谈荟》中一段话:“吴越时越窑愈精,谓之秘色,即所谓柴窑也。或柴世宗时始进御云。”

      其四,清吴任臣撰《十里春秋》说:“钱俶曾于显德五年(958年)四月七日及八月十一日两次贡周事例,因而认为当时柴世宗很可能命钱氏烧造所谓“雨过天青”的瓷器。

      诸如此类的记述还有一些。日本陶瓷专家大谷光瑞认为,柴窑是明代文人雅客的伪证,实物并不存在。其理由是:关于柴窑的记载皆是明以后所写;窑名用皇帝姓绝不可能;后周柴世宗在位只有六年,而且南征北战,席不暇暖,焉能顾及烧造那样高标准的精美瓷器?如有传说中的柴窑存在,则定窑不会成为御器,而势必让位给柴窑了,所谓柴窑不过是中国陶瓷的一种理想。

      柴窑,真的“不过是中国陶瓷的一种理想”吗?朱文立当然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希望。

      汝州是中国陶瓷艺术的母胎和种源。早在五六十万年前人类就在此栖息繁衍,是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仰韶彩陶是中国最早的瓷画,现珍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鹳鱼石斧陶缸图》是中国现存发现最早的国画。始建于北魏的风穴寺,与少林寺、相国寺、白马寺并称为“中原四大名寺”。神奇的“煤山文明村落”迄今4600余年。东周为王畿之地,隋设汝州,为历代郡州治所。因此,在这个地区产生柴窑是完全有历史渊源和物质、文化、艺术基础的。

      从中国陶瓷的演化进程看,唐代瓷器的雍容浑厚,发展到五代瓷器已优美秀致,不仅制作者审美观念发生变化,而且制瓷工艺也得到重大改进。其一,为了瓷器胎薄,原料加工更为精细,烧成后的胎质更加致密,玻璃化程度高。其二,造型技术更高。五代碗盘胎质均较薄,器皿口沿常作五瓣、六瓣、八瓣等多瓣花形。深腹杯,作海棠式,高喇叭圈足,这些器物的成型难度都较大。其三,装烧技术的改进更具开创性。五代满釉瓷烧造成功,支钉不仅小,而且支在器物不显眼处。这些进步,实际上也是汝窑创世的重要历史文化条件,产生柴窑也绝非天方夜谭。宋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年)设镇置监督烧御用瓷器,写“景德窑”(时间仅三年),浮梁县亦称为景德镇,御窑用皇帝名是完全可能的。因此,柴窑完全存在着烧造的条件。想一想建窑时间更迟、烧造时间相对较长的汝官窑、北宋官窑的“失踪”“失传”,柴窑失踪、失传更在情理当中。

      朱文立进一步想,过去认定北宋官窑设在开封,可事实上它在汝州。郑州至今尚无唐、五代窑址发现。因此,柴窑可能在河南其他地方。“郑州”与“禹州”,“郑”与“禹”两字字形相差太远,笔误可能性小;如果有笔误,应是字形或字音相对相近的字。如果这样,“汝州”比“禹州”可能性更大。

      朱文立还发现,柴窑的记述虽然多种多样,但有一点是相同的,这就是“天青色”。这与汝窑瓷器釉色相近,二者之间应该存在一定的关联。柴窑比汝官窑早一百多年。汝州是一个烧瓷的王国,柴窑是不是比清凉寺汝窑更早的汝官窑的源头呢?还有,历史文献记载柴窑的色釉,不论是“其色正碧,流光四溢”,还是“葱倩可爱”、“越窑秘色”,都说明一个可能,柴窑釉色恐非汝窑的“天青”一种,还有“正碧”、“葱倩”、“越窑秘色”等。

      这些猜想,让朱文立兴奋得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他搜寻古典,想找到为自己的猜想服务的文献。

      《说陶卷二·说古》说:“考唐地理志,河南道贡瓷石之器是其地木宜于陶也。宋政和官窑亦起于汴汝,亦唐河南道所辖之州。柴窑即在其都内。”这段话说明,柴窑并不在郑州,而与汝、官窑一样都在汴汝“都内”。而汴京没有烧制瓷器的条件。那就只能这样理解,“汴”是对“汝”的限定,即北宋之汝州。

      《饮流斋说瓷》说:“柴汝官哥定为瓷学家之恒言,皆宋窑名也。”柴窑“谓其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然薄如纸一语乃指釉汁言,非指瓷胎言也。青如天一语亦不尽然。柴窑固以天青为主色,但据博物要览则尚有虾青色豆青豆绿等,不止天青一色也。釉中有细文开片,见于豆绿色者较多,无釉之处悉呈黄土色,然滋润细媚,为古来诸窑之冠,在明代已不易见。”这段话极为重要:一者,无釉符合陶瓷发展规律。五代前,不见“裹足支烧”,肯定有露胎,但“滋润细媚”,可见制作之精;二者,薄如纸非指胎釉,而纯指釉。这与明谢肇淛所说柴瓷“质复莹薄”一致。定窑、汝窑都为薄胎瓷,后来有脱胎瓷,但都做不到胎釉“薄如纸”。相反,把“薄如纸”限定在釉层上则疑问迎刃而解;三者,釉色并非天青色一种。这些理解,显然更接近历史实际,也为理解柴窑的其他特征打开了通道。比如,“明如镜”是指釉汁的玻璃质感,这符合五代瓷器的阶段性特征。

      把这一切联系起来,朱文立有了一个大胆的推断:柴窑遗址就在汝州。并且,它与汝窑存在着先后承续的发展关系。汝窑、北宋官窑遗址的连续发现告诉朱文立,貌似捕风捉影的古文献记载,绝不是空穴来风。

      朱文立想起来了,在寻找文庙汝官窑的过程中,自己曾发现几片非常独特的天青釉瓷片,它们和文庙汝官瓷片釉色、内部泡粒结构极相似,但不同的是,釉层比文庙汝官瓷薄,釉面比文庙汝瓷片明亮,当时把它们也视为文庙汝官瓷。2009年、2012年,汝州古将台附近群众盖房,不断出现这类瓷片,有天青、粉青、豆青色,虽然釉色各异,但内部泡粒结构相似,显然是天青釉色的变异。这些地方同时还出土了骨质修坯工具、匣钵片、支钉、垫饼及生烧产品等。这些瓷片制作非常精细,有的瓷片连釉带胎仅两毫米,釉层完全“薄如纸”;既有垫烧、玉壁底,也有满釉烧,支钉痕如小米粒,具有明显的五代特征;雕塑工具为骨质,非一般民窑所用;这些瓷片打得非常碎,显然是不想让它流入民间而刻意为之。这些既不是文庙窑址的废弃物,又不是张公巷窑址的废弃物,那会是什么官窑遗址呢?朱文立认为,它很可能就是千百年来人们众说纷纭、寻寻觅觅的柴窑遗址!

      这是朱立文面对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一种没有传世品的瓷器的发现与论证。发现汝官窑址,并再造汝官瓷;发现北宋官窑址,并再造北宋官窑瓷。他已经创造了两个考古、再造奇迹。在七十岁后,他要创造的正是第三个奇迹:发现柴窑址,并再造柴窑瓷。诚如是,必将是中国陶瓷历史的又一次改写!

出土的残瓷片

      我依依不舍地告别朱文立。他站在家门口,挥手与我告别。他穿着一件黑色、厚重的棉袄,脸色紫红,两手粗壮,其模样跟汝州、河南任何一个农村的老头没有差异。

      但正是这个看似普通的老头,澄清或正在澄清中国陶瓷史上的三大迷雾,把几大名窑的演变关系梳理得具体清晰:后周世宗(柴荣,954年-959年)以柴窑为御器,民间禁用。赵宋取代后周后,把柴窑在宫中全部销毁,所以宋中、后期就很难见到;宋哲宗元祜元年(1086年)以前以定窑为贡瓷;宋哲宗元祜元年(1086年)至宋徽宗建中靖国(1101年),在汝州城文庙烧造汝官瓷,历时15年;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至崇宁五年(1106年),以钧瓷为贡瓷,历经5年;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至大观四年(1110年),又以“汝州新窑器”为贡瓷,历经4年;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年),宫廷在汝州城内张公巷设置御窑烧造北宋官窑器,至靖康二年(1126年)北宋灭亡,历经16年。

《汝瓷八卦鼎》朱文立作

      中国是瓷国。陶瓷是中华文化的重要一脉。它是集中国制瓷艺术、雕塑艺术、色彩艺术、绘画艺术四位一体的艺术精华,是中国的国粹。而宋瓷以其造型的韵律、釉色的温润、线条的美感等艺术特质,代表了这个艺术品类的辉煌,是人类文创水平的历史巨峰。朱文立的研究与创作,意义不仅仅在于“历史之谜”的破解,更在于一种文脉的接续,一种文创精神的传承。他的事业已超出了制瓷艺术本身,也超越了一个陶瓷艺术家的范畴,而站在一个历史高度上。

      “宋人眠无醒,汝瓷今重生。谁获神异彩,雨过现天晴。破秘八百年,民间出璨星。闻名清凉寺,寻迹汝州行。望嵩楼下访,望人如望嵩。穿云足未息,兢攀更高峰。”这是朱文立汝瓷再造成功后,贺敬之在2001年4月题赠朱文立的诗。“穿云足未息,兢攀更高峰”,正是朱文立四十年如一日求索的生动写照。相信他一定会给柴瓷一个新的历史之论。

 

 

 

收藏 推荐 打印 | 录入:绿宝石 |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