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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宁达泽庙遗址考古发掘新收获






[日期:2021-03-03] 来源:浙江考古  作者:赵晔 [字体: ]

    达泽庙遗址位于海宁市马桥街道先锋村,面积约4万平方米。1988年因当地砖瓦厂取土发现石钺、玉珠、玉管等良渚文化遗物被确认。1990年砖瓦厂扩大取土范围,考古部门曾进行小规模发掘,揭露面积近350平方米,清理崧泽—良渚文化墓葬12座,包括地层和遗迹单位,共出土各类文物120余件。2016年扩大杭嘉湖南排工程启动,为配合此项目,自2016年5月至2020年10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海宁市文保所,对工程涉及的遗址南部区块进行了全面考古发掘。

发掘场景

      一、发掘概况

    按照年度划分,整个发掘过程共历经五个阶段:2016年5—12月进行第一次发掘,2017年2—6月和12月至次年1月进行第二次发掘,2018年9—12月进行第三次发掘,2019年3—12月进行第四次发掘,2020年3—10月进行第五次发掘。总体而言,发掘自西往东,由北向南推进,揭露面积共计9400平方米,清理史前至明清时期各类遗迹533处,出土各类编号器物1184件。期间,2016年10—12月,浙江省田野考古培训班第一届12名学员参与了发掘;2018年10—12月,浙江省田野考古培训班第三届5名学员参与了发掘。

    发掘区的文化堆积大多在0.3—2.0米之间,统一分四大层:第一层为表土,第二层为商周至明清时期堆积,第三层为良渚文化堆积,第四层为崧泽文化堆积。第二至第四大层又分多个亚层,自下而上分别为崧泽晚期、良渚早期、良渚晚期、商周、春秋战国、唐宋、明清等各时期不同堆积。共清理崧泽文化土台(多数延续至良渚文化)7个、房址1处、墓葬25座、灰坑83个、井窖6个、灰沟4条,良渚文化土台1个,房址1处,墓葬80个、灰坑102个、井窖2个、灰沟7条,广富林文化灰坑4个,马桥文化灰坑32个、灰沟4条,商周灰坑67个、灰沟2条,春秋战国灰坑35个、井窖1个、灰沟4条、春秋墓1座,唐宋灰坑36个、灰沟2条、井5个、宋墓1座、宋代小窑4座,明清灰坑11个、灰沟5条。

      二、史前遗存

      达泽庙遗址的主体是史前时期的崧泽—良渚文化堆积。以土台为基础,逐渐形成各类生活遗迹,包括房址、墓葬、灰坑、灰沟、井窖等。

    土台有8个,其中7个出现于崧泽时期,并延续至良渚文化,一个为良渚时期新建。土台营建方式多为在生土面上挖低周边、堆高中间,面积200—1300平方米不等,间距 10—20米。

土台Ⅶ局部

F1俯瞰

      发掘区东部至南部有一组东北—西南走向的灰沟,先后有G18、G17、G16、G15、G14等宽窄不一的5条灰沟。这组灰沟将遗址分为东西两区,并贯穿崧泽—良渚文化全过程。崧泽时期的G18较小,宽1.5—2.5米,深0.2—0.4米,出土物仅有少量碎陶片。崧泽时期的G17最长,揭露的总长达108米。良渚晚期的G14最宽,揭露部分长65米,宽14.5—30米,深1.2米,包含物较多,共出土42件编号器物,其中有刀、镞等32件石器和壶、豆、盘等8件陶器,另有骨锥和残玉器各1件。

    房屋仅发现2处。F1为良渚时期,位于西区的台Ⅵ,残存长方形闭合的基槽,长9.25米,宽3.5—5米。基槽宽0.2—0.5厘米,深0.4—0.5米;槽内残存9个柱洞,大小深度不一。房屋西侧有一片面积约8平方米不规则的陶片堆,厚约6厘米,可能是F1的生活垃圾。F2为崧泽时期,位于东区的台Ⅷ,大致呈长方形,面积约12.7平方米,残存18个柱坑。

    墓葬成群分布于土台侧边,均为竖穴土坑,长130—275厘米,宽50—120厘米,残深3—36厘米。墓向大多朝南,少量朝北。部分墓葬尚存骨骸,个别墓葬可辨葬具痕迹。105座史前墓葬出土随葬品共计669件(平均约6.4件),其中陶器512件、玉器104件、石器52件、猪獠牙1组。崧泽墓由西往东逐渐减少,随葬品数量1—10件不等,以鼎、豆、罐、壶、盆等陶器为主,石器少见,另有零星叶腊石珠串。良渚墓分布于各土台,西区台Ⅳ和东区台Ⅷ数量最多,分别有两个墓群和一个墓群,每个墓群都有10多座墓葬,且大致成排分布。随葬品数量2—25件(组)不等,种类较丰富,陶器有鼎、豆、罐、双鼻壶、盘、盆、杯、缸、簋、纺轮等,石器有钺、镞、锛等。玉器以叶蜡石为主,真玉较少,器形有锥形器、璧、镯、耘田器、镰、坠、管、珠串、片饰等。西区随葬品最多的M75出土了8件石钺,7件陶器,其余10件均为坠、管、珠串等装饰玉器。东区以良渚晚期墓葬为主,墓坑相对较大,其中M90出土了玉璧、玉锥形器及4枚猪獠牙等较贵重物品,墓葬等级相对较高。东区的崧泽墓M96,墓坑中部有个腰坑,里面倒扣着一个破底成洞的夹砂缸,十分罕见。

M75出土玉石器及陶器

随葬玉璧的M90

中部埋夹砂缸的M96

    史前时期的灰坑形状多为椭圆形和长方形,大小相差悬殊。最大的H188呈不规则形,长35米,宽7.7—13.5米,深0.95米;最小的灰坑直径仅0.4米。坑内出土的遗物大部分为碎陶片,少量盘、豆、双鼻壶等器物可修复,另有锛、刀、砺石、凿等石器。H204出土的陶器较完整,圆形坑直径0.8米,深1.6米,中部出土陶匜1件,底部出土双鼻壶2件、陶罐2件。井窖以J7最为典型,口径1.8米,底径0.24米,深2.28米,阶梯状收缩,填土分五层,共出土完整陶器19件,其中壶10件、罐8件、盆1件。

J7底部陶器

J7部分陶器

      三、过渡期及商周遗存

    良渚文化和商周地层之间,清理了4个广富林文化灰坑和30多处马桥文化灰坑和灰沟。广富林文化灰坑出土陶片以按窝捏尖的鼎足和粗把豆为特征,其中H134还出土了1件玉锥形器。马桥文化遗迹以灰坑为主,灰坑形状有椭圆形、不规则形、长方形、长条形数种,底部呈弧底、平底、圜底及斜底,口径或通长0.97—1.8米,深0.32—2.19米。出土物以陶器为主,种类丰富,器形有凹底罐、凹底盆、豆、三组盘、圈足盘、单把杯、尊、钵、小罐、器盖等,其中发现了饰有斜云雷纹的宽把豆。石器有半月形石刀、弧条形石刀、石犁、砺石等。H133呈陡直的井状,口径0.78—0.85米,深1.5米,底部出土两件完整的红陶罐。

广富林文化鼎足

马桥文化斜云雷纹豆把



马桥文化H133及底部陶罐

      H177是商周时期最大的灰坑,平面呈长条形,共跨12个探方。长39.3—48.5米,宽3.90—25.65米,深0.25—0.65米,出土大量印纹硬陶残片,可辨器形有罐、豆、壶等。编号器物有13件,其中石锛3件,玉锥形器1 件,陶罐2件,砺石3件,石斧1件,石犁1件,石镞2件。此外,H177底部发现和清理了18个灰坑,或圆形或长方形,最深达2.18米。坑内也出土了大量印纹硬陶片,还出土了1件较完整的印纹陶罐。

H177底部的大量灰坑

      四、春秋战国遗存

    春秋时期的遗迹主要是一座土坑墓,编号M02,位于发掘区东北部T0819内,一半伸入南壁。出土器物共12件套,成组摞在墓坑南部,分别为釉陶罐2件、小陶罐1件、大陶罐2件、带盖釉陶盅7套。除两件大陶罐破碎严重,其余器物均保存完好且制作精良。



春秋时期M02及出土器物

    战国时期的遗迹以G10为典型,平面形状回字形,周长约178米,深1.85米。底部凹凸不平,有较多大坑。灰沟所围成的方形土台,延续了崧泽—良渚文化时期的台地基础,属于新时代居住台地的一圈壕沟。东南角有一段约5米宽的平坦区域并未将壕沟连通,推测应为进出的通道。壕沟内出土了大量商周—战国时期的印纹硬陶片,编号器物有陶罐、铜箭头、铜刀、铜斧等。

      五、唐宋遗存

    唐宋时期的灰坑袋状坑较多见,有的很深,最深达3.8米,可能作为窖藏使用。H040平面呈椭圆形,直口,口径0.74—0.85米;深至0.9米以下向外扩展,直径达1.6—2.16米,下腹壁斜弧内收,凹凸不平,弧底,总深3.84米,坑内填土可分三层。

      H028较为特殊,坑不大,也较浅,直径0.7米,深0.25米,底铺青色方砖,其上倒扣一陶盆,陶盆内有一青白瓷杯,推测此坑为北宋时期的奠基坑。另一个同类性质的灰坑H031内也有一个正置的陶盆,里面放一个青瓷碗,碗周围环绕14枚铜钱,有一枚铜钱可辨篆书“治平元宝”,系北宋英宗年号。宋代墓葬M01位于发掘区中西部的T0607探方内,竖穴土坑,葬具已朽尽,可辨棺钉痕迹,随葬品置于墓坑中部,仅3件,一个陶盆内放置了一枚铜镜和一套带盖瓷盒。

H028奠基坑



H031奠基坑及出土器物


宋代墓葬M01及随葬品

    唐宋时期的水井发现5口,其中有两口为砖砌,最深的超过3.4米,出土遗物除少量碎瓷片外,也见个别完整器。其中J4直径约1米,深1.6米,出土陶罐1件。

    发掘区内还发现宋代陶窑4座,体量较小,呈串葫芦形,火塘、窑室、烟道齐备,含较多草木灰,推测是小炭窑。以Y2为例,总长1.72米,火膛平面呈葫芦形,袋状;窑室平面呈椭圆形,袋状;烟囱平面呈圆角长方形,也作袋状。

宋代小窑

      五、结语

      达泽庙工程涉及区是一个古今叠压、长期有人类居住的“历史村落”。发掘前搬迁了现代村庄,而其历史可追溯至史前时代的崧泽文化晚期,即从距今约5500年开始,达泽庙出现了本地最早的村落。良渚先民继续在此生活,并使村落规模进一步扩大。广富林文化遗存在海宁地区首次被确认,表明这一时期海宁地区依然有人类生存。马桥文化遗存也有一定规模,丰富的陶器和石器证明,马桥文化的分布范围覆盖到了海宁地区。商周及春秋战国时期的先民也留下了多种类型的生活遗迹。宋代的遗迹虽然保存不多,但墓葬和奠基坑都出现了陶盆,里面有瓷器和铜钱或铜镜,应当具有重要的仪式作用;此外还出土了一些近乎完整的韩瓶、建盏等器物。明清时期虽然只有生活垃圾之类的灰坑,但青花瓷质的盘、碗、杯、碟等出土残片均为日常生活用品,且局部堆积较厚,反映出明清时期仍有村民在此生活。

      很显然,崧泽—良渚文化先民为达泽庙“历史村落”奠定了良好基础。先民们修建土台居住和埋墓,每个土台代表一个家庭或家族,虽然房屋遗迹只发现两处,但墓地中间有空白区,应为曾经的居住空间。墓葬成群分布,且大致成排,体现了代代相传的一致葬俗。墓葬规格虽较普通,但有一定的贫富差距,既有随葬玉璧的新贵,也有佩戴镯、坠、珠串等饰品的富裕平民。东北—西南走向的成组灰沟,将整个聚落分为东西两半,很可能也具有人群划分的含义。随着人口增加,土台进行了扩展,聚落规模也逐渐扩大,活动重心渐渐由西往东发展。达泽庙遗址见证了海宁地区史前社会基层村落的发展过程,反映了嘉兴地区史前文化的地域传统,是一个保存较好、格局和脉络相对清晰的史前村落样本。原文刊载:【海宁文博】总第七十五期(202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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