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为皇宫烧造瓷器的产地称为“官窑”，淄博与此无缘。新中国成立后的数十年，淄博陶瓷行业刻意创新，迅速提高制瓷水平，烧造出大量的国家接待用瓷、国家领导人用瓷、国家礼品瓷，被誉为“当代国窑”。
上世纪50年代，淄博在完成了对私有企业的改造后，又新建了一批陶瓷企业，陶瓷生产由作坊式变为工业化。60年代，研发出全国第一条日用陶瓷隧道窑、双刀成型机、链式烘干机、缸类产品成型机，引发了一场陶瓷生产工艺的革命。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变革，为国窑崛起奠定了基础。
陶瓷新材质层出不穷，使国窑崛起成为现实。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淄博陶瓷行业以高涨的创新热情研制高档日用细瓷。一场“滑石瓷”会战，创出了3种高档名瓷：乳白瓷获比利时布鲁塞尔尤里卡世界发明金奖和国家发明三等奖，鲁青瓷获第34届慕尼黑国际博览会金质奖，象牙黄瓷获全国新产品评比第一名。高石英瓷的诞生打破了 “石英含量高能不能成瓷”的定论，一推出就被选进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之后，又研发出鲁光瓷、合成骨瓷、华青瓷等高档瓷种。其中，合成瓷曾获国家发明二等奖，是目前为止我国陶瓷界创造发明的最高奖项。淄博陶瓷业令人刮目相看。著名诗人赵朴出赋诗，“光华朗润鲁青瓷，疑有仙人捧玉卮，雪沫乳花浮午盏，静参禅味吃茶时”。
上世纪70年代起，淄博陶瓷源源不断地进入人民大会堂、中南海、钓鱼台国宾馆。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钓鱼台国宾馆重新开发宫廷宴，淄博的 “中华龙”国宴用瓷应运而生。产品器型丰满，浑厚、端庄，图案为中华民族的象征龙，与高石英瓷、釉中彩、多次烧成等新技术结合起来，成为名副其实的国粹。2007年10月，淄博的山东硅苑科技承接了为新当选的十七大政治局领导人制作高石英瓷专用盖杯的任务，这已是连续为三届中央领导人制作盖杯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淄博泰山瓷业为奥运场馆制作了13万件高档日用细瓷，山东硅苑科技向北京奥组委提供了4000套高档礼品瓷。这些都代表了我国的制瓷水平。
瓷器是中国的国粹。由于外交的需要，我国领导人向外国元首赠送了一批珍贵的瓷器礼品，成为我国外交的实物见证。上世纪60年代，周恩来总理将淄博的“竹节”盖杯赠送给索马里元首。70年代，淄博一批造型独特的雕塑工艺品被选为国家礼品，邓小平、胡耀邦分别赠送给30多个国家元首。1979年，邓小平首次访美，带去了淄博的“竹鸡”立粉彩陶盘，赠送给美国参众两院。
淄博刻瓷艺术独树一帜。自80年代起，淄博刻瓷作品经常被用作国家礼品，跟随国家领导人漂洋过海。淄博艺术家多次出国进行刻瓷表演，众多的金发碧眼为这神奇的艺术瞠目。陶瓷收藏厚古不薄今，大师张明文的一件鲁青瓷鹿头尊刻瓷作品被收藏家以50万元买走，创下了刻瓷作品价格之最。大师李梓源刻有 “束云作笔海为砚”的鲁青瓷刻瓷文具，在德国慕尼黑第34届手工艺品国际博览会上获金奖。这是中国陶瓷艺术品获得的首枚国际金牌。
近年来，将人像刻瓷作为国家礼品成为一种时尚，作品的主题多是外国元首和政府要员。可以想象，在隆重的外交场合，外国领导人收到这珍贵的礼品时，是一种怎样溢于言表的心情。近年来，青年艺术家王一君制作的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肖像瓷盘，成为温家宝总理访问美国的礼品；为摩洛哥国王刻制肖像盘，为美国总统布什刻制肖像盘，成为胡锦涛主席访问摩洛哥及美国的礼品。
淄博的陶瓷装饰手法不断更新，雕塑艺术风格别具一格，园林陶瓷千姿百态。1997年香港回归时，淄博将3米高的双龙浮雕大花瓶赠给人民大会堂香港厅，被誉为“陶瓷巨人”。北京奥运会前夕，在北京民族大道最南端的“鸟巢”与“水立方”之间，一对高21米以高温红釉镂空浮雕陶瓷装饰的民族和谐阙拔地而起，这是淄博人为北京奥运会献上的一份厚礼。
在2008年淄博国际陶瓷博览会上，经中国陶瓷工业协会同意，淄博市使用“淄博陶瓷当代国窑”主题用语。中国陶瓷工业协会理事长刘壵说，如今，淄博陶瓷进入中南海的数量名列前茅，称为当代国窑是名副其实的。著名陶瓷专家张守智认为，淄博从一个民间陶瓷产区，已经发展为一个生产国家用瓷的代表性产区。
每一件瓷器都包涵了一段历史。10万之众的淄博陶瓷从业者，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创造了淄博现代陶瓷的历史，创造了独特的陶瓷文化和陶瓷精神。淄博人把这种精神融进了陶瓷作品融进了生活，并用历史的方式留给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