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邓白与《钧瓷志》
邓白（1906-2002年），字曙光，号白叟，男，汉族，广东省东莞市人。他出身中医世家，但他不愿继承父辈衣钵，八岁即跟邻居画家学工笔花鸟画，及长立志学美术。1933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艺术教育。解放后，任浙江美术学院（后改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和工艺系主任、教授、艺术学科博士、研究生导师。
邓白教授不仅是一位工艺美术教育家、书法家、工笔花鸟画家及陶瓷专家，同时，又是著名艺术理论家。他学识渊博，对哲学、诗词、历史、美学、考古学等，均有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在陶瓷史论及中国画论方面，他的专长为艺林所公认。
邓白先生享年96岁，他生前一直精神矍铄、头脑清醒，编著陶瓷、国画、工艺美术等巨著，曾合写辉煌巨著《中国陶瓷史》并任该书的美术顾问，可谓学富五车、著述等身。
邓白先生长期从事美术教育及学术研究工作、培养了大量美术人才，桃李满天下。不少著名画家、高级工艺美术师、高等美术院校的主要领导、美术出版社的主编多出于他的门下。
邓白先生德高望重，享誉艺林，但他一贯淡泊名利，诚恳正直，平易近人。这从他的“白叟”号中也可一目了然。一般知识界的名人，多以他所居之地的名山大川为号。杭州市有那么多名山美境，他不依靠名山或美境，提高他的声望，而自称“白叟”，把它定位于杭州一普通老人，先生之品格，由此可见矣。
过去我与邓老素昧平生，只是久仰他的大名。上世纪80年代编写《钧瓷志》时，因他在陶瓷艺术方面是一位著名专家，需要得到他的支持和帮助。但是我心里感到：有的高级知识分子都有些摆谱，不知邓白怎样？有点恐惧感，怕吃闭门羹，但还是试着给他写信，并寄去《钧瓷志》篇目，请他修改。不意竟得到他的大力支持和赞扬。如他在回信中说：“您为我国名瓷钧瓷作志，系统地论述它的发展里程和工艺、艺术上的成就，还有人物简介，艺文征引，对传统陶瓷这样深入研究，在目前还是一项创举，您的工作，实在值得十分钦佩！我国古代名窑，遍于各地，曾经对世界文化作出重大贡献。如果都能把它整理写出来，无疑就是一部中国名瓷的辉煌巨著，您带了个好头，让我衷心预祝《钧瓷志》取得圆满的成功。”
《钧瓷志》中“钧瓷艺术”一章，因我们缺乏资料，又有一定的难度，曾约邓老起草，然邓老受眼疾所困，只得由我起草，由他审阅。从此，不断书信来往，互通电话，成了神交之友。如遇我的亲友去杭州，托他们到邓老寓所代为探望。所去之人，不论专家学者或平民百姓，或者神垕在浙江美院学习的学生，他都热情招待，出门迎送。原禹州市钧瓷一厂天目釉烧制成功，让我写信请他鉴定和题词，有位禹州的朋友让我向邓老求字，他都欣然应允，并且不惜纸墨，都是大幅（4尺整张）。工笔画是邓老的专长，在国内国画界享有盛名。1995年，我接到邓老一封挂号信，一看竟是他画好的一幅工笔画，也是大幅（4尺整张），画着一只钧瓷梅瓶，瓶中插一束桃花，瓶身窑变彩色温润、活而多变，酷似一件绝妙钧窑佳品。这束鲜艳的桃花，有的刚刚盛开绽放，有的含苞待放，栩栩如生跃然纸上，还题了一首诗：“插得春芳第一枝，云霞流彩禹州瓷。寄言莫作寻常看，此是东风得意时。”右上角盖着一方工整的压角章，署名处，盖着他的印记，可为画印诗俱全的一幅珍品。诗中对禹州钧瓷恢复和发展给予高度评价。这真是喜从天降，我哪里会想到，邓老这位在全国知名度极高的工笔画家，在望九之年，竟给我寄来如此珍贵的墨宝，我心潮腾涌，视墨宝如拱壁，珍藏家中。
《钧瓷志》书稿完成后，请邓老题写了书名，将他为《钧瓷志》题写的四首七绝诗刊在书的首页。出版后寄给邓老，他看后，对《钧瓷志》写出评语。他说：“专著《钧瓷志》内容全面，标志着您多年的心血结晶，包括考古发掘、发展历史、工艺科研、艺术特色，以及销售影响情况，皆叙述周详，论证有据，是一本富有参考价值的好书。”
“陶瓷是一门科学与艺术结晶的学科，我国陶瓷源远流长，精深博大，一般只能懂得一部分，分工过细，有很大的局限性，各搞各的，不能知其全貌。例如搞考古的，只能谈出土情况、遗物年代；搞工程的，只讲化学分析、釉料成分、烧成温度；搞美术的，也是只知造型、纹饰及艺术效果，故很少论文或专著，能给喜好陶瓷的读者以全面知识。”
“由于您对钧瓷的历史及其艺术特点，有深入研究，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生产实践上，掌握丰富经验，故写成《钧瓷志》能全面评述，真实有据，不是泛泛空谈，特破过去陶瓷著作存在的缺点，是本难得的好书。”
邓老写此书评时，已是93岁高龄，仍头脑清醒，才思敏捷，同时也清楚地看出他对陶瓷研究的深入细致，否则是不能写出如此中肯的书评来。
从1984年到他去世前的十余年中，通过阅读他的著作和书信来往、电话交谈等，使我深受教益，既增长了不少知识，又开阔了视野，特别是邓老的高尚情操，学者风范，冶学严谨和平易近人的作风，让我受益终生。
邓老给我的书籍、国画、信件，我都视为珍宝，妥为保存，即使是一个信封，也舍不得丢掉。先生的著作我都反复阅读，每读一次，都能获得新的知识。
邓老于2002年谢世，享年96岁，古人云“仁者寿”。先生的高寿，来自他对祖国，对社会，对人类的无限之爱，也是他应得的回报。96岁几乎等于一个世纪。自公元建立，至今才20个世纪，先生活了公元的二十分之一，在他们那个时代人中，尚属少数。他不但寿命长，而且身体硬朗，我记得在他去世的那年春节，我向他拜年他还能亲自接听电话。他一生经历了清朝、民国的朝代更迭和建国后的“十年浩劫”的政治运动，走过的道路曲曲折折、坎坎坷坷。但是他出于对祖国的热爱，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一直孜孜不倦，笔耕不辍，不断追求真理，追求光明，忠于自己的学术事业，热爱祖国的传统文化，走完了人生全途，可以说仰无愧于天俯不祚于地，善始善终，他走了中国老知识分子应该走的道路，堪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