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刘凯民：钧窑釉研究的扛鼎之作
刘凯民，男，1938年生，高级工程师，山东省硅酸盐研究设计院原总工程师，在高级日用釉瓷和艺术釉领域有独到的造诣，曾多次获得国家发明奖。30多年来，刘凯民共取得省级以上重大科技成果奖12项，1991年被轻工部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2年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1 揭示钧窑釉的科技奥秘
禹州陶瓷业历史悠久，陶瓷匠师技艺娴熟，经验丰富，由于科学文化水平不高，往往受测试手段缺乏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多年来，在钧瓷恢复过程中，全凭已有的经验去试验和摸索，缺乏科学理论指导，因而走了不少弯路，耽误了很多时间，使钧釉恢复工作进展缓慢，长期在“大窑蓝”、“豆绿”等单色范围内徘徊不前。过去，海内外专家学者大多从钧窑的历史和艺术风格方面进行了一些研究，对钧瓷胎釉的本质和内涵却研究甚少。上世纪60年代初期，有关专家学者对全国主要瓷区的主要瓷种的胎釉进行了化学分析。但是，由于他们研究面广、种类多，对钧瓷只是一些大概的数据，并无文字注释。20世纪70年代以后，刘凯民先生有志于此，曾于1974至1976年，连续三次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对河南禹州、郏县、临汝、新安、鹤壁及河北磁县等7个县（市）30多处重要钧窑系和汝窑系遗址进行了考察和标本采集，并在随后的两年中对所收集到的北宋早期至元末明初不同产地的100多种有代表性的钧瓷残片（其中包括北京故宫博物院和河南博物院拨赠的钧台窑出土的13块官窑瓷片和一片早期宋钧标本，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拨赠的几百片元大都居民遗址中出土的元钧瓷片）的化学组成、光学性质、显微和亚显微结构同其乳光蓝色和窑变现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并用复型电子显微术首次发现钧瓷釉的液－液分相现象及其同钧瓷釉的乳光蓝色和窑变现象的联系。
这一研究成果于1978年6月在中国硅酸盐学会举办的“全国古陶瓷和窑炉学术会议”上发表后，立即得到了李家治等著名科学家的热情支持和赞扬，并见于《山东陶瓷》1981年第一期上刊载的《钧窑釉的研究》一文。1978年以后，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陈显求等人又用直接透射电子显微术确认了刘凯民的结论。同时，刘凯民又对钧釉的窑变机理等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并在1982年11月举行的“中国古陶瓷科学技术国际讨论会”上宣读了“钧窑釉的进一步研究”一文，再一次得到了与会专家的称赞和认可，并获得轻工业部优秀科技成果三等奖。
2 对编写《钧瓷志》工作给予热情关注
我对刘凯民先生只是久闻大名，但素昧平生。我主持编写《钧瓷志》时，曾冒昧致函请他修订“钧瓷志纲目”，没想到的是，不久就接到了他的来信，刘先生不仅对“钧瓷志纲目”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而且对编写工作给予了热情关注。正如他在信中说：“钧瓷在世界技术史和艺术史上均占有特殊的地位，编写《钧瓷志》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因此，本人愿为此献上自己微薄之力。”又说：“志书是一种客观的、以事实为基础的科学著作，我衷心祝愿本书能写成一本具有科学性和可读性，并能面向全国和世界读者的好书。我相信你们肯定会做到这一点。我盼望本书能早日脱稿出版，并希望在出版前读到初稿。如果需要的话，我愿承担某些章节的编写工作。”
因《钧瓷志》中“工艺成就”（或称作“科技成就”）一章专业性很强，刘凯民先生是这方面的专家，并且他来信“又愿意承担某些章节的编写工作”。我便又致函邀请他编写“工艺成就”这一章。谁知，刘先生不久因病住院，他来信说：“我原答应承担钧窑的‘科技成就’一章的编写工作，不巧的是，我因工作负担过重，积劳成疾，于11月中旬住院，至今仍天天做静脉滴注，看来我的诺言不能兑现了，实在非常抱歉。现特信告，请你们自己编，以免延误了整个《钧瓷志》的编写工作。初稿完成后如方便的话，请寄我一份，先读为快！最后再一次表示歉意。”信中字里行间充分表达了他的坦诚和认真负责的精神。
最后，“工艺成就”一章由清华大学教授杨根先生的研究生任向东起草后，刘凯民先生又字斟句酌进行了修改。
当刘凯民先生得知《钧瓷志》即将脱稿时，他立即来信：“《钧瓷志》即将脱稿，我同你们一样感到莫大的喜悦……我像你们一样热爱钧瓷……神垕对我来说是个圣地，就像麦加对于穆斯林一样，不知何时能再有机会前往朝拜！”
《钧瓷志》一书出版后，我首先寄给了刘凯民先生，他看后来信说：“收到您寄来的《钧瓷志》令我爱不释手，兴奋不已，连夜拜读，而且一连读了两遍，获益良多，感慨万千。作为五大名窑的钧窑不但是禹州的骄傲，也是中国的骄傲！其影响早已越出国界，成为独具风采的世界伟大文化遗产之一。大作以详实的资料对钧窑历史和现状的各个方面都作了客观、准确、全面的论述和总结，不但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而且必将对钧窑的发展和提高产生深远的影响。”
“拜读大作使我回忆起了20多年前三赴神垕参观和到禹州、郏县、临汝、新安、鹤壁等7个县（市）考察钧窑系遗址的情况，特别怀念神垕钧瓷界的许多老朋友。”
“读了《钧瓷志》勾起了我再访禹州神垕等古窑遗址，看望老朋友，结识新朋友的强烈愿望……希望能够早日成行。”
经过多年的书信交往，我和刘凯民先生逐渐建立起深厚的友谊，成了好朋友。
为了使“钧瓷始于唐、盛于宋”的学术观点在神垕瓷区得到证实，1977年冬，我在神垕钧窑集中区的下白峪村发现的唐钧窑遗址中收集到一些唐代钧窑的残器、窑具、泥料等实物标本，并送故宫博物院请专家冯先铭、李知宴作了鉴定，确认是唐代遗址无疑。为了进一步弄清唐代花瓷和宋元钧窑的关系，2005年，我又和刘凯民合作，用现代科技手段，对河南郏县黄道、鲁山段店和禹州下白峪唐代窑址中出土的唐代花瓷釉的化学组成和显微结构进行研究。结论是：唐代花瓷的月白色高温釉及其在黑底釉上形成的乳光窑变蓝斑是世界陶瓷史上有实物为证的第一个分相乳光釉，继唐代之后，在以上窑区陆续烧制成功的柴窑、钧窑、汝窑的“雨过天晴”等一系列的分相乳光釉，都是在唐代花瓷的启示下发展演变出来的创新品种。同时，“唐花瓷面釉尽管出自三个不同的窑址，分析方法也不同，但所得到的实验结果非常接近。这一方面说明三地的唐花瓷面釉所用的原料和配方相同或接近，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些分析结果误差不大，有较高的可信度。”
2005年，“中国禹州钧窑学术研讨会”在禹州召开，刘凯民先生应邀参加了会议。“唐钧釉的本质及其与后世分相乳光釉的关系”一文在会上发表，并收入《2005中国禹州钧窑学术研究会论文集》，又发表在《山东陶瓷》（2006年第一期）上，受到陶瓷界的好评，并得到专家学者的认可。
与会期间，刘凯民先生不辞辛劳，利用会议休息时间举办钧窑技术讲座，普及钧瓷的科学知识，讲座座无虚席，听者收益良多。会后，刘凯民先生又到神垕、宝丰故地重游，看望了老朋友，结识了不少新朋友，实现了他多年的愿望。
刘凯民先生肩负山东全省陶瓷技术设计研究的重任，工作十分繁忙，而且山东省既不是钧窑的原产地，又从不生产钧瓷，研究钧釉更不是他份内之事。然而，由于刘凯民先生对祖国陶瓷事业的关切和对钧窑的热爱，再加之他又多次来禹州考察钧窑结下了深厚友谊，他把神垕视为“圣地”，对神垕有着深厚的感情。同时，山东省在陶瓷方面设备条件、测试手段、科学技术等均比河南先进，这些都给刘凯民先生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有利的条件，特别使我深受感动的是他的人品、学品，他那执着而高尚的敬业精神，胸怀全局，视野广阔，豁达大度，无私奉献，在祖国陶瓷战线上默默耕耘数十年，为祖国的陶瓷事业，特别是为钧瓷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我和刘先生相距几百公里，虽不能经常见面，但电话交流颇多，请他答疑解惑，与他老伴虽不曾谋面，然而，她一接电话就能够听出我的声音，态度和蔼，亲如家人。佛家讲缘，缘这东西是任何事物都无法抗御的。我和刘凯民先生相识多年，已经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为人忠厚，淡泊宁静，不慕荣利，淳朴无华，待人以诚。
古人讲，友谊是宝，和刘凯民先生相处，如沐春风，感到由衷的幸福和快乐！愿我们的友谊长存，携手为祖国的钧瓷事业贡献微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