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代，广东随着窑灶的革新(出现了龙窑)，工具的改革(出现了铁斧和青铜刻刀)，陶器造型种类繁多，纹饰更是丰富多样，而且出现了多种精美的陶塑模型，可见广东当时是历史上处于第一次陶瓷飞跃发展的阶段。如增城西瓜岭和始兴白石坪战国窑址出土的陶器就很有代表性。这两处窑址出土的陶器都属于几何印纹硬陶系统，器形有瓮、罐、缸、釜、罍、盂、盆、盘、壶、坛、盒、盅、碗、杯、鼎等。纹饰有印、划、印划组合、划纹与镂孔组合四类。其中印纹有米字纹、方格纹、方格十字纹、云雷纹、绳纹、席纹、米字方格组合纹；划纹中有条形纹、水波纹、篦形纹、水波条形组合纹、篦纹条形组合纹、水波篦纹条形组合纹。其中米字纹所占比例较多，增城西瓜岭占53．94％，始兴白石坪占30．79％。在陶器上普遍出现各种刻划符号，共有五十四种之多。并继续烧制原始瓷器，釉色有黄绿、墨绿、黄褐、灰褐四种。此外，还出现有陶马、陶鸡和牛角状等陶塑模型。值得注意的是广东各地亦发现有不少商周至战国的墓葬和遗址，所以过去有些学者认为“广州汉陶的发展历史是上承新石器时代晚期发展而来，有一脉相承的关系”。这种看法是难以成立的。
增城西瓜岭战国窑址是一项重要发现。该窑平面为长方形，斜坡式，窑门向东，倾斜度为15度，残长9.8米，残高1.54米，窑室宽1.4米，窑壁系用耐火土板筑分层夯打而成，这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龙窑之一，可惜窑门、窑顶等部分已毁，无法窥其原貌。这种平焰式龙窑，比上述西周升焰式圆穴窑又进了一步，这是广东窑炉历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从发掘材料来看，这座窑原来是建于斜坡地面的，说明当时窑炉已开始出现于地面，是广东陶瓷大发展的前奏。值得注意的是，从出土物来看，该窑在烧陶技术上的最大变化，是在还原气氛中烧成(广东战国以前烧陶一般均系在氧化气氛中烧成)，对于战国以后广东陶器的工艺技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代的窑址，在高州良德发现一处，尚未发抛，详细内涵不甚明了，但结合本省汉墓出土的陶器，从器形、数量和制陶工艺等方面来看，可知广东当时是处于历史上第二次陶瓷飞跃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的墓葬在广州、佛山、南海、增城、番禺、顺德、东莞、四会、韶关、英德、乐昌、怀集、平远、清远、肇庆、海康、徐闻、郁南和陵水等地都有发现。发掘清理了约七、八百座。其中有些东汉墓刻有记年铭文，如“建初元年”(公元76年)、“建初五年”(公元80年)、“永元八年”、“永元九年”(公元96、97年)、“建宁三年”(公元170年)等。以广州两汉墓葬出土的陶器为代表，西汉的陶器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的一般陶质都很坚硬，以施黄褐色和黄绿色釉的为多，常见的陶器有瓮、罐、钫、壶、鼎、盒、三足盒、三足罐、多联罐(二至五联的均有)、匏壶、熏炉、和釜、甑、瓿等器。纹饰有印纹、划纹及彩绘等。印纹多施于瓮、罐之上；划纹多施于三足盒、瓿、壶等器物上，纹样以水波纹、篦纹、绳纹等为常见；彩绘多见于壶、钫、鼎、盒等器物。凡带彩绘的一般都是陶质松软，出土时往往与土粘连，纹饰剥落，模糊不清，已不可辨认。中期的陶器胎质坚硬，挂黄褐或黄绿色釉，软陶数量极少。除瓮、罐、钫等还保留有早期的形式外，壶、鼎、盒、匏壶等器形都与早期的完全不同。三足罐、三足盒已无发现，瓿亦极少见。屋、井、仓、灶、囷等陶制明器已开始出现，但不很普遍。器物的纹饰方面，印纹仍有保留，划纹如绳纹、水波纹、曲折纹等已没有了，一般都是以简单的几条弦纹为主，风格简朴。晚期的陶器，种类和造型方面大致与中期的相同，但花纹渐趋复杂，开始有四叶形或斜方格的划纹。器形有四耳罐、壶、鼎、奁、盒、盂、仓、井、灶、三足釜、小盒等。三足釜和小盒中期没有出现过，增加了猪、牛、鸡、鸭等牲畜陶俑，但还不是很普遍。东汉的陶器，胎质坚硬，一般均带黄绿色或黄褐色釉。纹饰以划纹为主。纹样繁杂，常见的有斜方格纹、鳞纹、四叶纹、三角形纹、三角形垂叶纹、水波纹等。在同一件器物上往往同时兼划二、三种以上的花纹，与西汉陶器的风格有很明显的区别。日常生活用的陶器有罐(有四耳无耳之分)、壶、鼎、瓶、熏炉、盆、三足釜、簋、簠、杯、碗、耳杯、案、勺、豆、灯等，还有屋、仓、井、灶、陶俑、陶动物、马车、牛车、陶船等明器。其中陶屋的式样较多，有栅居式、曲尺式、三合式、楼阁式和城堡式等。栅居式陶屋结构比较简朴，其平面布局有一定的式样。结构分上下两层，低层四周用矮墙围绕，构成一个方形的基座，有的施于斗栱，正面安设楼梯，供登降之用，整个底层都是用作饲养家畜的圈栏，在背面墙根处多数都辟有一个椭圆形洞口，以便牲畜进出。上层的面积约占底层的三分之二，其平面分为横长方形和曲尺形两种，屋顶采用悬山式，正面辟门，屋背有小窗。几乎在每座屋内都有一个厕所的设备。现今散居于中南、西南一带的兄弟民族仍极盛行栅居式住宅。可见这种建筑形式早在汉代已极盛行，而且在一些山区和水乡地带，还一直沿袭至今。楼阁式陶屋结构布局比较富于变化。一般是由两个三合式组成“H”形的平面，中间特别高，是整个建筑的主体部分。作上下两层，屋顶是重檐四阿式。展附于两侧的建筑为较高的单层平房。在构架上已普遍使用柱，梁、斗栱的方法，在整体建筑的组合上高低参错、主次分明，配合得井然有序。可见广东建筑体系，早在汉代已基本形成。曲尺式、三合式和城堡式等陶屋也各具不同的特点。此外，在广州汉代遗址中也发现过大量砖、瓦等建筑遗存，可见《旧唐书》和《新唐书》中提到的“广东落后到唐代才知道建筑瓦屋”，并将建筑瓦屋之功归于宋璟和杨于陵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广州出土的东汉《陶船》(图5)并有一定规模，分前中后三舱，舱顶有篷盖，尾部有望台，后舱与望台有门相通，两舷有撑篙用的走道，船尾附舵，船头挂锚，两边安插三根桨架，船舱部分横架梁檐八根，这种船能经受一定风浪。广东是祖国南方重要门户，海路交通历史久远，汉代广州已是南海贸易中心枢纽，商贾云集，货品聚会。广州、德庆等地出土的汉代陶船，各具不同结构式样，可以看出当日航运交通的发展。《汉书·地理志》载，番禺(广州)是汉代中外海路交通的重要都会。船舶的出发地是徐闻和合浦。从广州、佛山、南海、徐闻、陵水等地汉墓出土的由国外运来的水晶、玛瑙、琉璃和象牙、犀角(陶制模型)等，直接印证了这一历史事实。
陶船 汉 高15.0cm 长56.0cm 广东省广州东汉墓出土 广东省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