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1943年，是土生土长的龙泉人。1956年，我开始到瓷厂做学徒工，那时我才13岁，本来是应该戴着红领巾，做着美丽的梦在学校里上学的，但我却因为家里贫困才到大山里的瓷厂学做粗瓷碗的。我上小学的时候成绩是很好的，当时我父母是想供我上中学的，也好有个不错的出路。可那时候我家庭出身不好，生活很艰苦，我们家仅靠我父亲的十几块钱工资糊口，通常是中午的饭吃了晚上的米在哪里还都不知道呢。上中学对于我来说也就是个梦吧。我爷爷徐定祥原来是经营药店的，土改中被划为“商业地主”。父亲徐起蛟是个老实的生意人，不会经营生意，药店接手不久就衰落了。为了混口饭吃，父亲就把我们兄弟俩先后送进了上烊镇木岱村的瓷厂。我哥哥早我一年进的瓷厂。瓷厂离龙泉县城八十多里，坐落在上垟镇山里的木岱村，很远也很偏僻，不通汽车。我父亲带着我从早上六点走到下午四五点钟才到，一整天我踉跄地随着父亲走过了那条至今我都没有忘记的山路。就是这条山路，开始了我一生与青瓷的不解之缘。
龙泉这个地方虽小，但烧制青瓷的历史非常久远。从北宋的时候就有，到南宋的时候就已经成规模了，方圆几百里都是烧瓷的作坊，现在的大窑就是当时一处最大的窑址。龙泉窑烧的主要是日用瓷器，窑工不仅烧造技术好，而且产品样式种类多，发掘出来的瓷片经专家考证过，质量是上乘的。龙泉百姓烧制青瓷的传统一直流传至今，尽管有时衰落，有时繁荣，但都没有断了历史脉络。我那时学烧瓷，其实是很普通的一件事，就像现在出外打工一样，就是为了混口饭吃。1956年的瓷厂是公私合营的体制，厂里是工会主席说了算的。我哥哥就领我去见他。他一看到我，就说你这么小啊，还是回去读书吧。没有收我。我父亲听说后也没办法，他很老实，就把我丢在我哥哥那里说，你在这里玩吧。一句话我父亲就回龙泉了。于是，我哥哥在做活，我就在那里玩，也没有人管我。当时厂里的条件很差的，厂房顶是用杉树皮盖的，下面垒的是泥土墙，连扇门都没有。一个厂房里面有四台车，里一个外一个，面对面的摆放。有一天，刚好有一个人没有来上班，我就上去做，实际上就是玩，反正也没人管。当时是做一道最基本的工序，就是把一个毛坯放上去拉拉正。就这个毛坯拉正一般人要学五到七天，可我一上去就能把毛坯的基本型给拉上来了。旁边的师傅就说，你这个小鬼蛮灵光的啊。后来那个师傅又跟工会主席说，这个小鬼学东西很快的，收下他吧。于是，我就被破例地留下来当了学徒。看来，我这个人命中注定是要做瓷碗的，开始就是靠玩得来的机会。
那时厂子里是做日用瓷的，主要就是吃饭用的蓝边白瓷碗和列车上用的白瓷缸等，我们还没有做过青瓷，做的都是民用的瓷器。但正是这些普通的粗瓷活，却使我熟练掌握了做瓷的最基本的手工技艺。转眼一年多过去了。到了1958年的时候，正赶上“大跃进”的年代，全国各条战线都在放“卫星”，厂子里也是看谁的产量最多，就给谁放“卫星”。那时我是做粗瓷碗的活，手脚麻利，干活利索，技术好，是当时做碗产量最高的能手。我是利用打时间差来提高产量的。当时我们几个人比赛，是从泥巴丢下去开始比的。他们单独做一个碗是会比我快的，我比不上他们。可我做许多碗时就可以超过他们，我做碗时是两只手交替操作的，一只手忙着这边，另一只手又跟上去忙，两只手不闲着，这样我就节约时间了。一天下来后，和我比赛的人到了六点钟产量还没有完成，我三点钟就结束了。怎么回事呢，他们是一样一样干的，有时一只手会闲着的，不会两只手同时操作，这样就浪费时间了。我平时做390个碗，那天领导一鼓励，我竟做了822个碗，一下子引起全厂的轰动，放了产量大的“卫星”。直到现在我还有这样的习惯，喜欢把几件事情交替进行，打时间差。比如早上五点起床，先吃三块面包，喝一杯白开水，然后开始干活。等我爱人起来烧早饭时，我就开始泡茶。等早饭吃好了，茶水也不烫了，喝了茶马上开始工作。我不会在想喝水时才开始洗杯子，拿茶叶，烧开水，而是先做好准备。茶水烫，要等十分钟八分钟才能喝，这也是浪费时间的。不瞒你说，要是没有客人相随，我上楼都是两步并做一步走的，下楼梯时，有时都是蹦着走的。想起来，那时我能拿六十几块的工资，我哥哥比我早一年进厂，却只能拿四十几块，我是蛮自豪的。记得当时我还被评为县里的社会主义积极分子，戴着大红花到龙泉县城开过会。到现在我在“大跃进”时放的做碗的“卫星”记录，还没有人能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