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竞拍者击鼓传花地拍出多么高的天价，最能受益的非班布里奇这个小小的拍卖行莫属。这个偏安于伦敦西北一隅的拍卖行，实际上就是一个不足300平方米、现在还摆满了各色家具的仓库。就连英国知名拍卖行的资深评估师约翰·阿克斯福德也坦诚，若非这么一桩拍卖，“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这么一家拍卖行”。这家拍卖行之前常做500英镑以下的拍卖，它们之前最大一笔交易也仅仅拍出了10万英镑的明代藏品。而这笔天价拍卖给它们带来了860万英镑的丰厚佣金，这是令苏富比之类的大拍卖行动容的数字，老板皮特·班布里奇落锤之后乐的合不拢嘴实在是发自肺腑。拍卖本身也佐证了这样一个事实：想在这个市场成为佼佼者，你不一定非要像苏富比和克里斯蒂一样成为一间国际性的拍卖行。
闲话谈资
拍卖以来，天价中国花瓶已经成为英国当地人们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的必备谈资，甚至连平时不怎么关注新闻的人，一说起“中国花瓶”，都不误嗟愕地说“我听说过！太震惊了”。还有一些中国留学生对如此高昂的拍卖难以理解，只将其当作一则奇闻轶事，“路过，我只是打酱油的”。
瓷器爱国主义？
不牛逼，毋宁死。豪情万丈的中国人正在用骇人听闻的激情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的世界第一。
和中国的高铁相比，中国富豪在国际拍卖市场上刷新纪录的速度同样令人咋舌。香港苏富比于2010年10月7日拍卖清乾隆浅黄地洋彩锦上添花“万寿连延”图长颈葫芦瓶，以 2.5266亿港元成交，创下当时中国工艺品及瓷器世界最高价纪录；而仅仅过了一个月，这个记录就被5.5亿元的乾隆花瓶拍死在沙滩上。《金融时报》记者史堤夫文森惊呼，天价花瓶背后是中国人的“瓷器爱国主义”。这一提法让正在面临中国崛起焦虑症的中国人感觉很给力。
其实“瓷器爱国主义”无非是一顶昂贵的洋高帽，拍家得了便宜就卖乖，利用媒体炒作，送出一枚“爱国主义”的糖衣炮弹。但是这恰恰迎合了国内民众和竞拍者的心理诉求，民众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而买家既切切实实得到了拍品，又竖起了爱国主义的牌坊。
如果用不断飙升的拍卖价格来定义爱国主义，那么我们的爱国主义有些“含金量”过高。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列强的疯狂掠夺导致了如今的大量珍贵的艺术品外流，数以百万计。而今每每国际拍卖市场上出现中国艺术品，动辄会刺痛中国人很弱很自卑的神经，它们身上承载了国人太多的共同精神记忆。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树立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已是国人共同的内心渴望。不过粗粗算来，这些流失的艺术品若都以拍卖的方式实现回归，恐怕只能是“举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而且这种不计成本、几近疯狂的爱国主义只能成全外国人对中国的第二次掠夺。能以估价上限的40余倍的价格成交，难免被人诟病为“钱多人傻”，也更难怪《太阳报》这样形容伦敦的“拍卖师是如此的激动，以至于他几乎敲坏了木槌。”
其实，给一次单纯的拍卖冠以爱国主义也是强人所难。首先内地富豪急于拿下这件乾隆套瓶的初衷绝不是无偿地捐献给国家。再者，他们都是理性大于冲动的投资者，他们看重的是文物的商业价值，绝不会一时头脑发热而一掷千金。当今中国以至于世界范围内通胀风险与日俱增，如何保全自己的资产也是富豪们冥思苦想的问题。当他们无法从实体经济获利时，大资金就会转向其他可以迅速获利的机会。炒楼市、炒股市、炒黄金、炒蔬菜、炒水果、炒玉石以及炒艺术品都是通胀预期的延伸。
或许，这个不经意的天价纪录也是一场华丽的炒作。拍卖场本身即秀场，富豪们借助这个奢华的拼钱游戏和史无前例、鲜有来者的记录以及煽情的爱国主义标签，让竞拍者和拍品赚足了眼球，也为买家将来顺利出手而赚取更大的利润积攒了噱头。还是内地富豪了解国情，拍卖也能讲政治。
中国社会正处在剧烈的转型期，社会的价值取向日益多元，每个人的人文关怀也不尽相同。竞拍流失国外的中国艺术品的中国富豪们未必不爱国，但也不能将拍卖瓷器简单地等同于爱国主义。“瓷器爱国主义”但愿不是一个圈套，比起来，“慈善爱国主义”更有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