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科学考古揭开唐花瓷神秘面纱
根据出土的遗物考证，从唐代开始，后经五代到宋、金、元，连续经营了五个朝代，共约700多个春秋，到元末明初因兵燹才停烧，在神垕的刘庄、上白峪、下白峪、于沟约十余平方公里的山区里山上山下、河道两旁，钧窑星罗棋布，烟云遮天，早已成为一个年代久远、规模庞大的古窑遗址群。禹州现存最早的志书《钧州志》中说：“瓷窑在州西大刘山下。” 《河南通志》（雍正本）中也说：“禹州瓷器出神垕山，山在州西六十里。”其中规模最大、成就最高的就是刘庄窑，该窑址被陶瓷界公认为是民窑中的代表。北京故宫博物院叶喆民先生在《河南禹县古窑址调查记略》中说：“刘家门（即刘庄）所烧器物品种较多、水平最高……”从刘庄窑区出土的部分完整器物和大量残器可以证实，到北宋中晚期，刘庄窑的匠师烧制钧窑技术已臻娴熟，真正达到了葱青肥厚、光彩夺目的程度。故在北宋晚期，钧瓷被喜弄文墨、善诗长画的道君徽宗——赵佶所喜爱，选派职官集中民窑优秀工匠在禹州钧台附近设立官窑，为宫廷烧造贡瓷。
2001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研究中心、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派出专业考古队，对神垕下白峪的唐代花瓷和钧瓷古窑遗址进行了为时五个月的科学发掘，发掘面积达650平方米，清理出窑炉遗址8座，澄泥池3座，出土了大批瓷器残片和窑具，总数达10余万片，其中复原物数达千件。发掘报告中称：“刘家门（即刘庄）窑址延续的时间最长，产品质量较高，也最具有传统观念中钧窑的特点。”刘家门这处古窑址考古发掘项目被国家评为2001年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并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这处古窑址的发掘是北京大学考古学研究中心教授秦大树先生通过向“古陶瓷学术研究基金会”、“内蒙古上元民族艺术博物馆”、“香港求知雅集”和美国、台湾一些友好人士等社会各界关心钧瓷发展的组织和个人募捐资助的。田野考古是在2000年9月至2001年1月的寒冷季节进行的，条件艰苦，他们的敬业奉献精神非常值得钦佩，他们的功绩将永远为钧瓷界铭记于心！
在神垕下白峪唐代花瓷古窑遗址中发掘出的8座窑炉，它们造型各异，有大有小，有简有繁。少数窑炉，造型奇特，经专家鉴定，有的是全国罕见的钧窑。这也显示出下白峪窑区钧瓷匠师的睿智、窑炉建设的高超设计能力和烧制钧瓷的娴熟技艺。
该窑址地处大刘山北麓，建于下白峪倒流河之滨，靠山向阳，河水清澈，潺潺长流。唐宋时期此处山林茂密，保证了烧窑燃料的充余，瓷土、釉料随地挖掘即可使用。该窑和郏县黄道、临汝东沟窑仅一山之隔，距鲁山段店约50余公里，制瓷者可以比较方便地交流技术，相互借鉴。这一窑址的选择足见先人的高瞻远瞩。
科学考古发掘终于揭开了唐代花瓷的神秘面纱。不知我们的先人历经了多少艰辛，耗费了多少心血，付出了多少代价才在单色釉的陶瓷上取得如此美好的窑变装饰艺术效果，并成功研制出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分相乳光釉。这次发现不但揭开了唐代陶瓷艺术的科学奥秘，也为研究中国陶瓷发展史和中国历史文化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
（3）钧窑匠师的研究和试烧
唐代花瓷窑址的发现破解了钧窑传统工艺之谜。
由于下白峪钧窑区约于元末明初停烧，数百年来埋没在历史的黄土下，整个窑区遗址一直是国内外考古和陶瓷界考察研究的重点，成为研究钧瓷艺术的宝库。自清末以来，不少专家学者都从这里得到了很多珍贵的实物资料，获取了很多钧窑方面的技术知识。神垕的陶瓷匠师们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掌握了很多实物资料和技术奥秘，为钧窑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重大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神垕部分钧瓷优秀匠师根据历年来考古发掘总结的资料，另辟蹊径，重新组方，配釉全部用当地原料，不加任何其他化学制剂，摸索试验终获成功，仿古钧瓷受到中外收藏家的青睐。
（4）进行科学测试，寻找理论依据
为了弄清唐代花瓷的本质及其与后世分相乳光釉的关系，笔者又于2005年与山东省硅酸盐设计研究院原总工程师刘凯民先生合作，用现代科技手段对采集到的河南省下白峪、郏县黄道、鲁山段店出土的唐代花瓷釉的化学组成和显微结构进行科学测试研究，并根据研究结果论证了与唐代花瓷釉同宋元钧窑系釉等分相乳光釉的源流传承关系。
这一研究成果，我们以《唐花瓷釉的本质及其后世分相乳光釉的关系》一文在“2005年中国禹州钧瓷学术讨论会”上宣读，并被收编入《2005·中国禹州钧瓷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后来又发表于《山东陶瓷》2006年第一期上，在陶瓷界产生了很大影响。“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先人在创烧花瓷之初，虽然有得天独厚的天然条件，但在过去科学技术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先民们只能从生活实践中去认识自然，从自然界中获得知识，这要经过长期的生产实践和无数次的失败才能成功。在陶瓷工艺发展过程中，器物从无釉到施釉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生产施釉陶是陶瓷技术上的一个大的飞跃，陶工们为了在陶瓷上取得美好的装饰效果，经过若干年代思考和试烧才得以烧制成功。
（5）专家学者与匠师相互交流破解学术争议
唐代花瓷和后世宋元时期分相乳光釉的关系是陶瓷界长时期颇有争议的问题。有人认为，唐代花瓷釉和宋元钧瓷釉色差别太大，时间又相隔太长(隔着五代约50余年)，说它们之间有传承关系，未免有些牵强，有的人甚至坚持完全否定的意见。蔡元培先生说过：“多歧为贵但不苟同。”有争议是好事，学术观点因争议而愈显明晰，凡参与争议者均显示其对争议问题的关心和关注，问题因多加关注而得到破解。
通过长时间对钧瓷历史的调查，我们深感古代钧瓷匠师之伟大。祖先在过去科技相对落后，生产条件又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历经千年以上的岁月，创造出钧瓷这样的绝代佳品，为我国钧瓷工艺、陶瓷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实为不易。
如今，正如我们大家所了解或亲眼看到的，钧瓷匠师从清末至今奋斗了100多个春秋才使钧瓷得到恢复。有的窑变技术奥秘还在探索研究之中。如北宋钧官窑遗址发掘距今已数十年，遗址中的官钧、影青等品种虽已仿制多年，有的到现在仍不能望钧官窑之项背。现在，钧官窑器物不仅千金难求，就连瓷片也成了无价之宝。
对唐代花瓷和宋元钧瓷传承关系的质疑，可以说都是出于对钧瓷的关心，不过，有的多是根据历史文献作结论。但是，历史上很多事情都是在不停地改写，所以不能尽信文献，这些文献都只能作为局部的证据使用，最终的科学结论必须以考古发现，科学测试，匠师试烧为依据。
自发现唐代花瓷窑后，神垕有不少优秀陶瓷匠师参照发掘出的实物和测出的数据，经过长时间的反复试验烧制成功了唐代花瓷和传统的钧瓷，用事实证明了唐代花瓷和宋元钧瓷的传承关系。
已故著名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在他的《谈读书治学》（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一书里有篇题目是《把学术还给人民大众》的文章，文中说：“人民大众创造力的伟大清清楚楚摆在我们眼前不容我们不承认。历史一切进化的根源都是从大众那里来的，他们才真正推动了历史的巨轮。”他认为：“历史上所谓‘英雄’同学术史的大学者一样，当然有他们一定的作用，无论谁也不会一笔抹杀，但他们只不过适应了人民大众共同的要求，或者把人民大众的经验总结起来，使社会进化加速一步或学术水平提高一步，脱离人民大众就什么都做不成。”建国后的钧瓷恢复生产，正是有了考古界专家学者热情关注和大力支持与专家学者和匠师的密切配合和共同努力才加速了恢复的进程，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总之，唐代花瓷和宋金元钧瓷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清末至今的钧瓷恢复和发展也都是以人民大众（包括专家学者、工程技术人员）为主体历尽艰辛，才创造出钧窑继北宋之后的再度辉煌。唐代花瓷和宋元钧窑（包括钧官窑）遗址不少是经过专家实施了科学的考古发掘，并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了科学测试，真正作到了理论与实践的相结合、学者与人民大众的团结统一。唐代花瓷和宋元钧瓷乃是一脉相承的。
参考文献:
1 佐藤雅彦《中国陶瓷史》，（东京）平凡社，1978年版P139-141，转引自秦大树等《河南省禹州市神垕镇下白峪窑址发掘简报》,载《文物》2005年第5期；
2 李家治主编《中国科技史·陶瓷卷》，科技出版社出版；
3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
4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禹州市神垕镇下白峪窑址发掘简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