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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俨:考论浅绛彩瓷






[日期:2014-03-05] 来源:网络  作者:李俨 [字体: ]

 四、雅瓷中的虚伪材料

    要想了解雅瓷的历史真相,第一步就要注重材料来源的正确与否。因此,对于文献与实物,首先要判明其真伪。这里所谓的雅瓷中的虚伪材料,乃专指雅瓷的年代而言。检点晚清之际的雅瓷及其研究资料,会发现其中相当数量的虚伪材料。

    而关于雅瓷年代的虚伪材料,最主要的有两个:

    其一是权威性记载,如《简明陶瓷词典》所说的清嘉庆、道光间流行(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11月第一版,1992年4月第四次印刷)。持这一观点的主要依据,大概是因为大部分浅绛彩釉面呈细微波浪状起伏。称橘皮釉,这是道光时期釉的特色。(见《中国浅绛彩瓷》,第11页)

    实际上,这种橘皮釉不仅仅是嘉庆、道光间釉的特色,也常见于同治至光绪时期,甚至于民国初期依然存在,如笔者所藏的仙槎民国三年的人物瓷板等。此外,根据近年的研究与实物资料,所谓的雅瓷,绝大部分都是清朝同治和光绪时期的,尚未发现嘉庆至道光时期的雅瓷。可见,这个观点实际上缺乏足够证据。

    另一个虚伪材料,就是寄托款。寄托款指古代瓷器上写前朝年号,又称仿款、伪款。雅瓷中的寄托款,最为常见的是大清同治年制。这种常见的寄托款,往往与干支纪年款不合,故比较容易判别。罕见的寄托款:一是大清乾隆年制款,如笔者收藏的子良作丙戌(乾隆31年或光绪12年)花鸟大花瓶;二是大清道光年制款,如笔者收藏的小山氏癸未(道光3年或光绪9年)花蝶参壶;三是大清咸丰年制款,如曹新吾先生收藏的六合同春笔筒(见《新派粉彩名家作品集》)。

    以上所举罕见寄托款的例子,虽然前两例中的底款与干支款相合,但根据雅瓷的研究成果和作者的作品年限,可判定为寄托款;第三件墨彩笔筒,由于没有干支纪年和作者款,只有底款大清咸丰年制,所以无从判定是否寄托款。但现在还不能证明完全是可靠的,因而为了稳妥起见,暂且把此款归属寄托款。

    五、同治:最初的雅瓷与作者

    以现时所见资料来看,最早的具有确实纪年的作品,是同治四年程门所作的四件雅瓷,并且都是浅绛彩,而不是墨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乙丑(同治4年)暮春程门(时年44岁)所作的浅绛彩仕女与花鸟瓷板(见《广州文物总店藏瓷板画》)。当时程门写这两件作品的动机,是应小仙明府索写仕女而作。其后按年可稽的是:同治6年,仅见胡夔(时年75岁)画于昌江官廨的墨彩尊,未见他人同年作品传世;同治7年,仅见道诚敬赠墨彩兰石花口茶盘(疑是程友石之作);同治8年,开始出现程友石、卅六峰人作品(皆为墨彩),以及子和主人玩赏墨梅瓷板(疑是张锡祜之作);同治9年,开始出现金品卿、李子商(时年53岁)、杨芝泉、汪介眉(时年28岁)、俞芝恬作品(皆为墨彩);同治10年,开始出现俞子明、黎碧珊作品;同治11年,开始出现小柳、程言、汪章作品;同治12年,开始出现王少维(时年56岁)、聖宇、程玉庭、谭寅阶、方作材、玉堂、荫堂作品;同治13年,开始出现少轩、任焕章、  张锡祜、程南山、贾晋(月舫)作品。

    以上同治时期的雅瓷,其绘画品种只有浅绛彩和墨彩两种。器物种类多为瓷板、笔筒、帽筒、茶壶、温酒壶,罕见的则为方瓶、尊及鼻烟壶。根据上述史料加以考辨,可以得出如下认识:

    第一,同治时期的雅瓷,无论其绘画品种还是器物种类以及作者数量、作品数量,都远远不及光绪时期。其中,除了程门同治四年作品之外,其他作品不但都出现于同治六年以后,而且连续四年都是墨彩,而未见浅绛彩,可见浅绛彩为程门所创立,最初应是民窑作品,直到同治六年以后,雅瓷才在官窑中出现(咸丰五年,御窑厂被太平军焚毁;同治五年,李鸿章筹措13万两银子,重建了御窑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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