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
大汶口遗址是大汶口文化的命名地，作为黄河下游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型聚落，大汶口遗址以前后延续的丰富文化内涵，实证了海岱史前文化谱系的清晰脉络，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开辟了道路，在中国考古学史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1959年首次发掘大汶口遗址清理出133座墓葬，出土随葬器物与中原仰韶文化面貌不同，具有独特的东方特色，证实了山东龙山文化是一支有独立来源的文化。后随着有关考古资料的日益丰富，特别是1974年、1978年进行的第二、三次考古发掘，大汶口文化的内涵得到进一步明确。
大汶口遗址前后延续的文化发展序列实证了海岱地区史前文化谱系的清晰脉络。遗址内涵丰富，延续时间长久，文化序列完整。为山东龙山文化的本地来源找到线索，不仅从地层关系和出土遗物上找到了大汶口文化承袭自北辛文化的明确证据，并且将大汶口文化早、中、晚三期的文化面貌进行完整补充，为构建并完善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谱系提供了重要的材料支撑。
大汶口遗址的发掘成果为研究史前社会复杂化和文明起源问题开辟了道路并提供重要依据。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墓地表现出的强烈贫富分化差距引起了学界广泛讨论，开辟了我国探索文明起源的道路。大汶口文化时期是海岱地区探索中华早期文明起源的关键时段，大汶口遗址的发掘成果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
大汶口遗址分布范围示意图
大汶口遗址早期居址区房址分布图（上为北）
八角星纹豆
骨雕筒
红陶兽形器
主要发掘单位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 等。发掘领队及历年主要发掘参与者：杨子范、张学海、张江凯、孙波、高明奎 等。
山东章丘城子崖遗址
城子崖遗址是著名的龙山文化发现和命名地，龙山文化是继仰韶文化之后中国新石器考古最为重大的发现，有力反驳了当时盛极一时的中国文化“西来说”。
城子崖第一阶段发掘是由中国考古学家独自发现、独立组织，采用一套科学的记录方法，带有明确学术目的进行的考古发掘，这是继仰韶文化之后中国新石器考古最为重要的大发现，1934年出版《城子崖》报告作为“中国考古报告集第一种”，揭示出一个未被世人所知的考古学文化——龙山文化，对认识中国新石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有重大推动作用。这次发掘不但替中国文化原始问题的探讨找了一个新的端绪，田野考古的工作也因此得了一个可循的轨道。
90年代的发掘通过谨慎验证，发现城子崖遗址是由龙山文化城址、岳石文化城址和周代三期城址重叠而成。城子崖龙山文化城址具有早期城市的雏形，说明当时它已经成为一个权力、经济、文化的中心，已具备早期方国特征。城子崖岳石文化城址的发现，为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国城市发展及夷夏关系提供了重要材料。
第三阶段的发掘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重新梳理了各期城址的范围及结构特征，为分析研究龙山、岳石城址更迭及城址防御模式的演变提供了非常难得的材料。城子崖是目前岳石文化唯一能确定大型城址存在的遗址，为研究岳石文化社会结构、组织形式及礼制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
城子崖发现时地貌
龙山文化白陶鬶
龙山文化磨光黑陶圈足盘
铜齿轮形器
岳石文化晚期城址北门址全景（左北）
主要发掘单位
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山东古迹研究会、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等。发掘领队及历年主要发掘参与者：吴金鼎、李济、梁思永、张学海、孙波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