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26日中午，针对《功甫帖》真伪一事，收藏家刘益谦再次发表声明。在声明中，刘益谦不仅代表他的鉴定团队对上海博物馆的鉴定方法提出质疑，还代表龙美术馆向上海博物馆发难。声明全文如下：
    我的困扰与求教
    12月23日，我对《功甫帖》事件发表公开声明，原本是想敦促上海博物馆方面早日公布相关的学术报告，让事件回归正常的学术讨论，而非停留在于事无补的街谈巷议。始料未及的是，包括中央电视台、《华尔街日报》在内的海内外多家媒体纷纷要求对我进行采访，就此事件发表进一步的看法。由于上博迟迟不肯公布正式的学术报告，以钟银兰为代表的上博书画部在《新民晚报》抛出结论性的观点后，也未就此事发出任何公开的声音，因此，作为单纯的买家，我面对媒体的热情关注和相关领导、朋友的热切询问，是顶着很大的压力的。为此，我觉得有必要就我目前所面临的困扰求教于事件的挑起方上海博物馆，期望尽快得到具体的答复，同时也算是对媒体朋友和关心此事的民众再一次表明我的心迹和立场。
    首先，我想要请教上海博物馆的是，你们没有选择在专业的研究刊物发表研究成果的学术争鸣的常规做法，而是先在《新民晚报》这样的大众媒体以官方的名义发布结论性的观点，是由于《功甫帖》真伪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出学术规范和学术尊严的价值，需要你们集体展现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感了吗？如果真是这样，为何不在我出于国宝回归的热忱于中秋之夜与各国大收藏家激烈争夺而最终拍得《功甫帖》之初就表明你们的观点？或者在我们以激动的心情以电视媒体向广大民众表示《功甫帖》将在龙美术馆(西岸馆)的开馆展展出之时就提出你们的结论？这样一来，我个人避免可能的经济和名誉损失事小，国家也不必为《功甫帖》的合理回归动员宝贵的保税资源，同时热爱传统文化的广大民众也不必为此可能满怀期待地空欢喜一场。从竞拍成功到成功回归，其间有两三个月的时间，你们对《功甫帖》的鉴定结论又是如此的简单且毋庸置疑，或许作为一个民间收藏家，上博这样一个学术权威机构对我没有预先提醒和事后帮助的义务，但是你们在挑起争议之后又不肯拿出详尽的学术报告，对关注此事的广大民众和同样从事文博事业的专家学者而言，是不是过于草率从事了？
    其次，对于上博的鉴定结论和目前所见的论据，我个人虽然也充满疑惑，但我毕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加上买家的特殊身份，也不便对此发表评论。我从事中国书画收藏二十余年，投入的精力和体会的甘苦，固然不足与外人道，但仅资金一项也有数十亿之多，也收藏到了一些学术界公认的至宋代以来的重要书画作品，这主要归功于我的鉴定团队的出谋划策，他们中间既有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者教授，也有曾经从事过文博行业的老一辈专家顾问，还有在艺术市场上拼搏多年的鉴赏好手。《功甫帖》事件出来以后，他们在惊讶的同时，也表示本着学术争鸣的原则，愿意倾听一切学术上的不同意见。由于未能等到上博的进一步说法，他们委托我向以钟银兰为代表的上博书画部求教几个具体的疑问：
    一、“双勾填墨”对古代书法作伪而言并非难以识别的高级手段，为何张葱玉、徐邦达等老一辈过手此帖的专家没有提出这一疑点，反而判为真迹？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经手此帖的苏富比和其他相关专业人士也没有看出端倪，而上博的专家团队仅凭与拓本的主观比对就能得出摹本无疑的结论，是上博的学术团队在古代书画的鉴定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成果吗？可否与大家分享这一成果呢？
    二、原帖翁方纲的题跋，原本是最无争议的部分，现在也被判为伪作，证据何在？可以说所有关注此事的相关专业人士对此都表现出强烈的求知欲，期待上博学术团队传道受业解惑。
    三、日前，有“知情人士&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