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花松竹纹梅瓶 
青花“芙蓉手”花卉人物纹大盘

　　素肌玉骨、沉静典雅的青花瓷器是中国陶瓷史上一朵绚丽的奇葩，博得了中外人民的共同喜爱。中国的青花瓷器经过元代的发展，至明代进入全盛时期，它的制造技术也随着青花瓷的外销传到朝鲜、日本、越南等东方国家以及伊朗等地，最后传到欧洲，形成了一个绵远流长的青花大家族。在这个花团锦簇的家族里，尤以朝鲜、日本、越南青花最为引人注目，从中也不难看出中国青花瓷的深远影响。它不仅表现在工艺层面上，更为重要的是表现在文化的层面上。         
　　一、清新动人的朝鲜青花瓷
　　中国文化很早就传入朝鲜半岛，并在典章制度、民俗风习、思想学术、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对朝鲜半岛保持着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倍受世人喜爱的青花瓷也不例外。
　　据目前所发现的文献资料，朝鲜青花的出现应不晚于十五世纪中期的李朝早期。据史书记载，宣德三年(1428年)，明朝使节尹风献青花瓷给世宗(在位1418-1450年)，青花瓷就成了李朝宫廷用瓷。朝鲜史籍《经国大典》记载：世祖时，帝王酒器用金、银和青花、白瓷器，并禁庶人使用。李朝时期的著名诗人成侃也在其作品《慵斋丛话》中云：“世宗朝御器专用白瓷，至世祖(在位1455-1468年)朝杂用彩瓷，求回回青与中国，画樽、杯、觞，与中国无异。”这段记载说明此时李朝皇家用瓷中已有本国官窑烧造的青花瓷，但其制品全面模仿明初青花瓷的造型和装饰，所用青料也来自中国，实物资料也证实了这一记载。如收藏于日本大阪东洋陶瓷美术馆的15世纪时的青花缠枝番莲纹盘，高22.7厘米，其器形、胎釉以至器足的切削与明代初期青花瓷大盘几乎一样，盘内的缠枝番莲纹和盘沿的波涛纹也和永宣器毫无二致。再如该馆收藏的青花卷枝番莲纹罐，肩部与底足边沿的莲瓣纹和元末明初的装饰风格也很相似。李朝青花最早的纪年器，现藏于韩国东国大学博物馆的“弘治二年”款松竹纹梅瓶，不仅器形、胎釉、器边纹饰及绘画风格与明代永乐、宣德青花难分伯仲，其纹饰内容也契合中国文人所崇尚的“四君子”题材，构图疏朗舒展，笔力雄健，画风严谨写实，青料青花色泽浓艳稳重，既衬出白瓷的洁净又隐喻着儒教君子的高风亮节。李朝早期青花瓷的纹样中还有中国传统题材如龙、鱼等寓意富贵吉祥的图案，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之深。
　　15世纪后半叶李朝官窑青花器逐渐采用李朝的绘画形式，器物上的边沿图案逐渐简化以至消失，仅留主题纹样，表现出李朝青花瓷独特的风格，但松竹梅等中国传统题材仍然是这一时期青花瓷的主要表现对象。收藏于大阪东洋陶瓷美术馆的青花松竹梅纹罐，画面主体是一株梅树，虬曲的树干，桠杈上点画含苞欲放的梅花，展示出梅花傲雪凌霜的气节，与梅相映衬的三竿修竹，枝叶旺盛，迎风挺立，经冬不凋。梅、竹是中国画的常见题材，文与可画梅、竹、石题：“梅寒而秀，竹瘦而寿，石丑而文，是三益友。”这件罐体的画面剔除了边沿图案，画面主题突出，散发着浓郁的文人气息，是李朝青花瓷中的一件精品。
　　17、18世纪时的李朝青花瓷已表现出鲜明的民族情调，器物造型多带棱角，口沿薄巧，青花色调淡雅，绘画运笔轻盈，画面凝练集中，留有较多的空白，散发出一种朴素、飘逸的诗意，但其画面内容依然蕴含着浓郁的中华情结，梅兰菊竹、潇湘八景、高士、鱼隐等中国青花瓷上常见的题材依然是这一时期李朝青花瓷画面的主题，并且经常采用中国陶瓷装饰中习见的“开窗”样式。如收藏于大阪东洋陶瓷美术馆的青花开光梅花纹罐，优雅端庄的器形，器壁大片留白，只在腹部两个菱形开光内绘老干虬枝上几朵梅花，枝头上点染几个花蕊，淡淡的色调，稚拙的笔致，给人以洁净幽寂的美感。此馆收藏的青花山水人物纹角瓶，器身方形扁平状，两侧画梅竹纹，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