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代，广东随着窑灶的革新(出现了龙窑)，工具的改革(出现了铁斧和青铜刻刀)，陶器造型种类繁多，纹饰更是丰富多样，而且出现了多种精美的陶塑模型，可见广东当时是历史上处于第一次陶瓷飞跃发展的阶段。如增城西瓜岭和始兴白石坪战国窑址出土的陶器就很有代表性。这两处窑址出土的陶器都属于几何印纹硬陶系统，器形有瓮、罐、缸、釜、罍、盂、盆、盘、壶、坛、盒、盅、碗、杯、鼎等。纹饰有印、划、印划组合、划纹与镂孔组合四类。其中印纹有米字纹、方格纹、方格十字纹、云雷纹、绳纹、席纹、米字方格组合纹；划纹中有条形纹、水波纹、篦形纹、水波条形组合纹、篦纹条形组合纹、水波篦纹条形组合纹。其中米字纹所占比例较多，增城西瓜岭占53．94％，始兴白石坪占30．79％。在陶器上普遍出现各种刻划符号，共有五十四种之多。并继续烧制原始瓷器，釉色有黄绿、墨绿、黄褐、灰褐四种。此外，还出现有陶马、陶鸡和牛角状等陶塑模型。值得注意的是广东各地亦发现有不少商周至战国的墓葬和遗址，所以过去有些学者认为“广州汉陶的发展历史是上承新石器时代晚期发展而来，有一脉相承的关系”。这种看法是难以成立的。
    增城西瓜岭战国窑址是一项重要发现。该窑平面为长方形，斜坡式，窑门向东，倾斜度为15度，残长9.8米，残高1.54米，窑室宽1.4米，窑壁系用耐火土板筑分层夯打而成，这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龙窑之一，可惜窑门、窑顶等部分已毁，无法窥其原貌。这种平焰式龙窑，比上述西周升焰式圆穴窑又进了一步，这是广东窑炉历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从发掘材料来看，这座窑原来是建于斜坡地面的，说明当时窑炉已开始出现于地面，是广东陶瓷大发展的前奏。值得注意的是，从出土物来看，该窑在烧陶技术上的最大变化，是在还原气氛中烧成(广东战国以前烧陶一般均系在氧化气氛中烧成)，对于战国以后广东陶器的工艺技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代的窑址，在高州良德发现一处，尚未发抛，详细内涵不甚明了，但结合本省汉墓出土的陶器，从器形、数量和制陶工艺等方面来看，可知广东当时是处于历史上第二次陶瓷飞跃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的墓葬在广州、佛山、南海、增城、番禺、顺德、东莞、四会、韶关、英德、乐昌、怀集、平远、清远、肇庆、海康、徐闻、郁南和陵水等地都有发现。发掘清理了约七、八百座。其中有些东汉墓刻有记年铭文，如“建初元年”(公元76年)、“建初五年”(公元80年)、“永元八年”、“永元九年”(公元96、97年)、“建宁三年”(公元170年)等。以广州两汉墓葬出土的陶器为代表，西汉的陶器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的一般陶质都很坚硬，以施黄褐色和黄绿色釉的为多，常见的陶器有瓮、罐、钫、壶、鼎、盒、三足盒、三足罐、多联罐(二至五联的均有)、匏壶、熏炉、和釜、甑、瓿等器。纹饰有印纹、划纹及彩绘等。印纹多施于瓮、罐之上；划纹多施于三足盒、瓿、壶等器物上，纹样以水波纹、篦纹、绳纹等为常见；彩绘多见于壶、钫、鼎、盒等器物。凡带彩绘的一般都是陶质松软，出土时往往与土粘连，纹饰剥落，模糊不清，已不可辨认。中期的陶器胎质坚硬，挂黄褐或黄绿色釉，软陶数量极少。除瓮、罐、钫等还保留有早期的形式外，壶、鼎、盒、匏壶等器形都与早期的完全不同。三足罐、三足盒已无发现，瓿亦极少见。屋、井、仓、灶、囷等陶制明器已开始出现，但不很普遍。器物的纹饰方面，印纹仍有保留，划纹如绳纹、水波纹、曲折纹等已没有了，一般都是以简单的几条弦纹为主，风格简朴。晚期的陶器，种类和造型方面大致与中期的相同，但花纹渐趋复杂，开始有四叶形或斜方格的划纹。器形有四耳罐、壶、鼎、奁、盒、盂、仓、井、灶、三足釜、小盒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