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定都长安，对外交通往来仍以陆路为主，当时的金银器有明显的中亚作风，但海上交通路线开始有突破性的发展。十世纪以后，来自阿拉伯与印度等地的船舶舳舻相接，航行于广州、泉州、杭州、明州（宁波）等地。一批批商人忙于交换装载中国的丝绸、瓷器，以及外国的香料、珍宝……有些商人、工匠、旅行者下了岸便定居在中国了，伴着物质文明而带来了异域的文化。这些外来文化有的与中国传统的本土文化揉合，使得一以贯之的文化主流中呈现变幻万端的面貌。有的在风行一阵后便默默以枯。但文化的流向并非是单方面的，而是稍有强弱的互相交错。以陶瓷为例，波斯在8－9世纪时，一经输入中国的唐三彩及邢州白瓷，立即有人仿造出华丽的波斯三彩和埃及三彩，但波斯的米奈陶器对中国五彩也有相当的影响。又如瓷器中的珐琅彩，在西方使用的年限要早于中国甚多。18世纪初，法国的里摩巨工厂已能生产画珐琅技法的成品。这种画珐琅技法传入中国后，甚受康熙帝的喜爱，在宫廷内加以制作，而在这种工艺品的传递过程中，西洋传教士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外国传教士和珐琅彩
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葡萄牙军队驱散澳门地方上的海盗，将之占为己有，对中国开展贸易活动。耶稣会教士随而进入中国，挟其科学文明，尤其天文知识，几乎包揽了明末钦天监方面的要职。清初，圣租与法王路易十四同时在位，至康照二十六年（1687），法国商人及传教士大量涌入中国，改变了以前近半个世纪中西班牙人、荷兰人和意大利人几乎囊括全部对中国贸易的局面。
法国人挟其在欧洲的地位，一旦与中国接触便欲争夺在华的传教、通商的主导地位，并希冀经由打动中国皇帝的信仰，以利在中国的传教活动顺利展开，所以法国首次派遣的五位传教士均各有所长，以御前数学家的资格来华，他们分别是洪若、李明、刘应、张诚、白晋（均为译音），其中洪若曾到江南行宫（江宁织造署）恭请“圣安”，并奉康熙“圣旨”代查老人量出入地平度数；康熙曾命张诚和白晋为御前侍讲，与之学习几何学、测量学、解剖学、医学，并在宫中设实验室，进行化学和医学的研究；张诚曾扈从康熙帝出巡蒙古，出席中俄第一次外交会议，订立尼布楚条约；白晋则是康熙的御医。康熙三十七年（1698）第二批传教士西来，其中有译元曲《赵氏孤儿》的马若瑟，有向康熙建议测绘中国全图的巴多明等人。这些传教士本身学养俱佳，对我国语文等学科研读甚精，故能与士大夫周旋往来，或馈赠方物，或互通鱼雁，或题赠诗词，特别是馈赠方物，更为当时传教士所惯用之交际手段。洪若在他抵达宁波一个月后，也就是康熙二十六年八月廿五日写信回法国，要求“画珐琅以及珐琅物品，作为赠送官员的礼物”，并坚持不要裸体画，只要求小件珍玩器。到了康熙五十六年（1716）三月，马国贤自畅春园写信回国说：“皇上变得醉心于我们欧洲的珐琅画，尽各种可能地将其介绍进宫中御厂，由于从欧洲带回了在瓷器上绘画用的色料及数件大型珐琅器，使他相信可以做出某些物件。为了要有欧洲画家在瓷器上画珐琅，他（皇帝）命令我和郎世宁以珐琅绘画，我们想到要从早到晚和工厂中的一些人在一起，于是借口我们不曾学过这种工艺，而且也下定决心绝不想知道这种技法。我们画得糟透了，皇帝看过后，便说‘够了’。因此我们发现我们已由艺奴的状况中解脱出来。”亦有别的传教士记载这种情况说：“马国贤神父说，清圣祖被美丽的珐琅画所吸引以后，坚持马神父及郎世宁必须对中国画家教导这种技术，这两位传教士没有能力反抗，无可奈何地，他们服从了。”从洪若神父寄回法国的信，到马国贤神父的抱怨，可知在这三十年中清廷对珐琅物品一直都很喜爱，并由这些传教士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