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年第6期《考古与文物》杂志上。[3]

      在中国古陶瓷研究领域，“柴窑”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自古以来，围绕“柴窑”所在地就有河南郑州、江西景徳镇、浙江慈溪等诸多说法，但这些说法，或地理位置不符，或没有实物验证。目前，不管是从地理位置，还是产品特征看，五代耀州窑青釉堆贴龟纹碗（图六）最符合古人对“柴窑”瓷器特征的描述。因此，将五代耀州窑说成是“柴窑”在诸多学说中最具说服力。
 
图六：五代 耀州窑青釉堆贴龟纹碗
      北宋是耀州窑烧造的鼎盛时期， 黄堡镇沿漆水河南北两岸，瓷窑密布，形成规模庞大的窑场。《同官县志》（“工商志”之“黄堡镇瓷”条）载“黄浦镇故瓷厂在县南四十里，创始未详。据县境宋熙宁时耀州太守阎公奏封‘德应侯碑’载云‘晋永和中，有寿人槐（应为“栢”字，笔者注）林传居民以陶术’，或其始也。地方故老相传，南北沿河十里，皆其陶冶之地，所谓十里窑场是也。所制之瓷，经鉴定为宋器，式样雅朴，刻画工巧，釉色精美，上裂冰纹。虽欧瓷之艳丽、景瓷之细致，亦弗能相匹。近年颇为中外人士所珍视。竟有囊巨资来斯地以重值觅购者。”[4]
      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北宋元丰七年（1084）“德应侯碑”（图七）载：“居人以陶器为利，赖之谋生，巧如范金，精比琢玉。始合土为坯，转轮就制，方圆大小，皆中规矩。然后纳诸窑，灼以火，烈焰中发，青烟外飞，烦炼累日，赫然乃成。击其声，铿铿如也,视其色，温温如也。犹是赖之为利，岂不归于神之助也。”可见北宋耀州窑瓷业生产之兴盛。
 
图七：1 北宋元丰七年“德应侯碑”
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第三室 左  2012年12月31日笔者摄
图七：2 北宋元丰七年“德应侯碑”碑文 右
      北宋耀州窑以烧造青瓷为主，兼烧少量酱釉瓷、黑釉瓷等。青瓷胎色灰白、胎质细腻，釉色以青中闪黄者居多，艾青者为其上品，釉面明亮，釉内气泡密集。器物造型多种多样，见有碗、盘、壶、瓶、罐、灯、枕、粉盒、香炉、熏炉、钵、洗、盆、注子、注碗、盏（图八）、盏托、灯盏、围棋盒、围棋子、人物动物塑像等。人们日常生活所需要各类物品应有尽有。
 
图八：北宋早期 耀州窑青釉轮花盏一对
      北宋耀州窑青瓷的装饰题材也非常丰富，日常生活中人们喜闻乐见的物象，无不被陶工应用到瓷器装 饰上，如牡丹、莲花、菊花、高士、儿童、水波、鱼、鸭、鸟等。北宋耀州窑青瓷装饰以剔、刻、划、印花为主，其中尤以刻花最为精美，技艺之高超居当时各瓷窑同类装饰之冠。北宋前期耀州窑青瓷的装饰技法明显受到浙江越窑的影响，如浮雕莲瓣纹就是仿越窑秘色瓷同类装饰。南宋文献中也有这方面的记载，如陆游《老学庵笔记》载：“耀州出青瓷，谓之越器，似以其类余姚县秘色也”。但耀州窑工匠并不是一味去模仿越窑青瓷，而是根据当地原料特点加以改进，开创了青瓷刻花装饰的新风貌。与同时期越窑青瓷相比，耀州窑青瓷的胎体较厚，这就为工匠凭借娴熟的技艺、采用深刻手法来体现图案立体感创造了条件。具体操作时，从纹饰线条外按一定的坡度下刀，由浅至深地刻出适当的纹路，施釉后，随着刀锋的由浅至深，纹路处积聚的釉层由薄到厚，纹饰呈色亦由浅青绿到深青绿，总体视觉效果是深色的花纹被浅色的隙地衬托，纹饰遂鲜明突出。

      较之越窑，耀州窑青瓷的刻花装饰显得层次更加清晰，纹饰与隙地呈色深、浅反差显著增强，以致人们常说北宋耀州窑青瓷具有“浅浮雕”的艺术效果（图九）。其所刻花卉纹饰常辅以“篦划”纹，以体现花叶的筋脉，使物象更具真实感。总之，北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