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堕落。常闻一种或许有点夸张的说法：“老百姓个个都是艺术家!”。若以现代认可的艺术家职业标准来衡量，此说自然难以成立，但论日常的审美敏感和把握现实的审美态度，老百姓却表现得非常出色。他们在发现生活的审美价值方面有着特殊的敏感，在审美地对待生活以至由看似平常的事物寻求审美体验方面有着独到的能力。我们实在不该藐视这等事件的深刻意义——一位不得不出门劳动的普通母亲，为了让孩子安全地“抛锚”在炕上，会想到用红布带子一头拴着孩子一头拴着石狮子。这平凡的生活事件在母亲的处理下顿时充满审美意味，可以设想到，一个缺乏审美敏感和审美情趣的人是万万不会这样处理事情的，她很可能只是像拴小毛驴一般把孩子拴在一块普通的石头上。
还可以列举大量衣、食、住、行方面的实例来说明老百姓对待生活的审美情感态度。民间生活中许许多多用文字难以表述的审美现象，是每一位有过农村生活经验的人都可能从中看到的。这里，我们着意要阐述的是：一种鲜明的审美情感态度何以普遍地在民间百姓那里表现出来，而且这种审美情感态度总是使主体将审美创造旨趣融会于现实生活需要的主题。
 
库淑兰剪纸作品为世人描绘着理想的生活愿景
这种原因当然很容易被看作是现实生活实践及其特定要求。在总体上或在最宽泛的意义上，这也的确可以构成一种解释。但这种解释的笼统性有可能使我们的研究沦为教条的复述，以致漏失一个存在于智能和实践之间的中介环节——事实上，它以理性和情感因素的历史累积，构成一种超时空地影响主体审美心理能力的酵母。我们所指的是民间文化观念，因为它能够跨越时空地传播，使庶民百姓集结在一面共同的旗帜下，这面旗帜的口号是：能动地感受和创造生活!
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待民间文化观念对老百姓审美情感态度的影响。
就反映人自身的现实需要和理想的内涵方面来说，民间文化观念可谓纯粹的“心上之音”，它的本质特性是人的主体性的充分表露。这种性质的文化观念，一开始就把主体的注意力和感受力引向了本己之心，敦促主体真诚地倾听心灵的呼唤、尊重心性的要求。
受特定文化观念的指引，民间百姓根本地立足在一种全面占有世界的要求和理想基础上来对待世界。因此，他们不会也不可能摆脱心灵的主观性，单在世界物质实在性的单一向度上建立心理表象和理性知识，或者单为人际社会规定性的制约而泯灭生命之情。他们总是带着强烈的主观情感去感知世界，对客观事物进行评价和选择，并竭力按照自己的要求、意愿和理想，根据自己的兴趣、好尚和习惯去从事某种活动。他们虽然没有高深的学理，但自明“本于心”的那根“尺棒”和那棵“随心草”，即如我们常常能从老百姓那里听到的说法：“做耍货没有一定的尺棒，手就是尺棒，眼就是尺棒，想着怎样好看就怎样做”；“泥货是随心草”。 这朴素的自明便是深刻学理的直觉体悟，它所显示的智慧与《庄子》所言“独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和“任其性命之情”的自觉学理如出一辙。古代一些真正能够站在“情”的立场上思考的哲人，显然比迂腐的理学家们来得清醒明智，他们从实现“政治”的意义上，肯定了庶民百姓“求之于情”，“至情”而后“至性”的智慧和态度。袁宏道曾谓：“夫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是以民之情为矩，安得不平?今人只从理上絜去，必至内欺己心，外拂人情，如何得平?夫非理之为害也，不知理在情内，而欲拂情以为理，故去治弥远。”
 
“乞巧”就是意图获取装点生活的巧艺与智慧
作为社会化的主体意识系统，民间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