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陶瓷文献校注·清高宗咏陶诗录》。该“校注”出版于2015年。它“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底本”，共辑录有乾隆陶瓷诗201首。
本文以乾隆陶瓷诗，如“磁本是澄泥”、“澄泥自是汉瓦贻”、“出陶虽非未央瓦”，以及“未央铜雀虽称瓦，鼻祖澄泥实在兹”等为依据，对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清高宗御制诗”进行了检索与整理。结果发现，在乾隆创作的诗歌中，以陶瓷为直接咏题对象（标题）的诗歌至少有249首。它是郭葆昌发布数字的近1.3倍，是陈雨前发布数字的近1.24倍。其中，《猧食盆》、《咏官窑两耳壶》、《咏宣窑碗》、《咏官窑纸硾瓶》、《咏哥窑炉》、《咏官窑碟子》、《题哥窑盘子》等7首陶瓷诗实际上都是由两首组成的。如果像郭葆昌《清高宗御制咏瓷诗录》那样，将其全部拆分计算的话，乾隆陶瓷诗创作量应该是256首。正如郭葆昌在《清高宗御制咏瓷诗录》“序”中所言，乾隆创作的陶瓷诗“何其多也”。的确，在人类陶瓷文化史上，乾隆陶瓷诗已然制造了一个了不起的文化“高峰”。
综观乾隆249首陶瓷诗，有五言、六言、七言等。其中，五言诗88首，六言诗4首，七言诗157首。在陶瓷诗创作上，乾隆始于1742年，终于1797年，前后持续有56年之久。乾隆陶瓷诗的咏题对象相当广泛，几乎可以说我国陶瓷史上的绝大多数名窑名器都有所涉及。那么，在中国历代名窑名器中，乾隆最衷情于哪窑与哪器呢？为了研究与表达的便利，本文特意对乾隆陶瓷诗进行了如下的分类与统计。
一、在乾隆陶瓷诗中，共有咏陶诗69首，占其陶瓷诗总数的27.7%强。其中，有古陶诗15首、汉陶诗12首、唐陶诗1首、宋陶诗23首、元陶诗1首、明陶诗3首、清陶诗3首，等。二、在乾隆陶瓷诗中，咏瓷诗共有180首，占其陶瓷诗总数的72.3%弱。其中，有唐瓷诗2首、五代瓷诗4首、宋瓷诗149首、元瓷诗1首、明瓷诗10首、清瓷诗6首，等。三、在乾隆陶瓷诗中，有164首诗歌在指名道姓地咏题历代名窑与名器，占其陶瓷诗总数的65.9%弱。其中，未央宫瓦4首、铜雀台瓦3首、越窑1首、柴窑4首、官窑71首、定窑32首、哥窑19首、均窑8首、汝窑7首、龙泉窑5首、宣德窑7首、成化窑2首、嘉靖窑1首，等。四、在乾隆陶瓷诗中，历代名窑名器称谓出现情况是，大邑瓷4次、越窑26次、柴窑14次、官窑143次、定窑62次、哥窑33次、汝窑20次、均窑15次、弟窑13次、龙泉窑11次、永乐窑4次、宣德窑26次、成化窑14次、嘉靖窑2次，等。五、在乾隆陶瓷诗中，“澄泥”一词共出现有56次之多，专门咏题澄泥的诗歌则高达38首，是个值得深入研究的特例。
从上述前四项统计资料可知，在乾隆陶瓷诗中，无论是咏陶诗，还是咏瓷诗，抑或咏名窑名器诗，甚至名窑名器称谓出现情况等等，宋代都占绝对多数。其实，第五项统计中的澄泥诗也是宋代占多数。此即意味着，在中国历代名窑中，宋窑是乾隆陶瓷诗咏题最多的对象。如果说宋窑是乾隆心头的最爱，应该是合理的结论。
公元1780年和1789年，乾隆曾分别创作有两首陶瓷诗，名叫《咏官窑盘子》和《咏哥窑炉》。它们都是五言诗，都只有8句。其中，有两句对中国陶瓷文化史而言，颇具经典性、终结性意义的诗句，即“宋瓷方是瓷”、“窑则代传宋”。
 
北宋汝窑青瓷盘（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上刻乾隆御题《咏官窑盘子》
应该说这两句陶瓷诗，是对上述统计结果的最好呼应。它们不仅是乾隆心爱宋瓷之心声的真实写照与流露，也与我国陶瓷文化界自明初以来逐渐形成的“我国陶瓷历史的高峰是在宋代”的学术共识完全吻合。显然，在乾隆看来，“世间宋瓷方是瓷”。
名窑林立数两宋
名窑，作为中国陶瓷文化史上